香港觀察：特首門打開，反共莫進來？

輿論形容，香港的股市和政治都進入大時代。在政改問題上，立法會即將表決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高官已坦言對通過不感樂觀。佔立法會逾三份之一議席、因而掌握否決權的泛民主派，批評政府方案是事先篩選候選人的假普選，欺騙性很大，多次表明會予以否決。

近日，多名政府司局級官員先後到各區推銷政改；「幫港出聲」等親建制團體則在街頭擺站收集簽名，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紛紛擾擾間，前行政長官董建華5月5日公開稱，行政長官候選人絕不能反共，更是掀起雙方又一場交鋒。

當日，董建華在「團結香港基金會」活動上，談到甚麼人有資格參選行政長官，他強調「不要反共的，反共不成，反共不能『出閘』」。有記者問，那公民黨的余若薇和梁家傑是否屬於不能出閘的「反共者」？董建華則說，個別人有沒有機會「出閘」，要問他們自己，「他們心知肚明」。

人治國家無法無天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迅即反擊說，董始終沒有解釋何謂「反共」，最終仍是任由建制派解釋，實際上仍是任由中央篩選，難以接受。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批評，董的言論恰好反映了政改方案「任意篩選」的本質，

又指董建華「誰做了甚麼心知肚明」的言論很共產黨風格，若是有人做了違法事，當局為何不拘捕他？

政論家李怡也撰文批評說，在人治國家，規矩就是人說了算，無法無天。最新選行政長官的規矩，是董建華說的「不要反共」。

泛民和建制的代表人物，再度隔空駁火。這種衝突，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建制派思路，和泛民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地南轅北轍、格格不入。

不錯，建制派早已直言，中央是把香港局勢放置到國際戰略安全的高度去考慮，認為香港政改有可能被英美利用，作為向北京施壓的一隻棋子。在這種敵情觀念下，董建華提出反共的人不可角逐行政長官，又何足為奇？

但是，在香港的歷史裏，「反共」從來就並非罪惡；而且毋寧說，香港由小漁村發展成國際級都市的故事，就是建築於「反共」之上。在中共1949年建政前後，正正是大批上海資本家南下香港，逃避共產黨統治，才為香港帶來了資金和經營技術，初定本地華資規模。而學術界廣受尊敬的新亞諸賢、新儒學巨子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也是在中共建國前後到香港。他們毫不諱言對中共打壓傳統文化的不滿，感嘆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期望在小島上傳承新儒學。可說，正因為「反共」，讓香港吸納了首批最優秀人材。

董家的反共歷史

而董建華的老父船王董浩雲在國共鬥爭年代，正正是香港親台商人的代表，董浩雲旗下的「中國航運」與「東方海外」標誌中的梅花，就是中華民國的國花，其船隊直至1980年代中，一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及至董浩雲逝世，東方海外陷入財困，北京透過在港代理人霍英東出手，助東方海外走出困境，才間接令董氏家族改變政治立場。反共的歷史，滲透在每名董家成員的血液中。這段家族史，今天滿口對「反共」深惡痛絕的董建華願意記起嗎？

在民間層面，六二年逃亡潮、文革偷渡潮，都為香港帶來一批又一批「反共拒共」的新成員，他們沒有前述人等的資金、經營技術和學養，但多是年輕強健、有膽色和有強烈改善生活意欲，為本地經濟發展帶來動力。前頭號「梁粉」(行政長官支持者)劉夢熊，正正是這批偷渡者之一，在1973年游泳來港。其人行事的豪勇和莽撞，都令人嘆為觀止。

因此，香港歷史就是滿滿滲透著「難民」和反共元素的歷史；不管在上層還是在基層，都不乏逃避共產黨統治的經歷。親睹六四等連串歷史悲劇的港人，血管內更是流著反共拒共的血液。故此，董建華斷然把「反共」列為禁忌，要打入另冊，又怎不會激起反彈批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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