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西方很多人對中國內部的政治知之甚少，但在一點上他們很自信：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關鍵時刻，中國會成為像我們一樣的富國。
對前一種說法，中國領導人至少在公共場所會表示贊同，但對改革的步伐和最終目標會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中國可以不必模仿西方，走出自己的致富道路。
當然，還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中國富不起來。幾個世紀的經濟史得出的教訓是：中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即不窮也不富。
轉折點
今年年初世界銀行發佈《2030年的中國》報告，也說明了這一點。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13個國家成功跳出這一陷阱，到2008年時仍保持發達國家地位。
這13個國家中只有3個國家的人口超過2500萬（而中國人口達13億多）。
全球180多個國家當中僅有不到1/5的成為富裕國家，其餘的是低收入或新興經濟體。或許有人認為，其它國家加入富裕國家行列是遲早的事，但我們現在所指的「新興國家」早在40年前就形成了，很多在拉丁美洲和中東。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內？一個主要的經濟原因是「劉易斯點」（Lewis Point），簡而言之，這個點是發展中國家不再能取得較快的經濟增長，尤其是無法再簡單地通過城鎮吸收農村勞動力來實現經濟增長，隨著工資和成本的上漲，增長開始滑坡。
斯蒂芬妮·弗蘭德斯畢業於牛津和哈佛，曾擔任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顧問。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已經到了這個點，人口老齡化也加速，因此增速減緩不可避免。問題是，放慢的幅度會多大？
經濟轉型
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以保持大約10%的年增長率。如果中國能保持每年6%或6.5%的增長，世界銀行認為到2030年時，中國能「畢業」成為高收入國家，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當然，中國的人均收入仍遠低於美國。
對中國這個創造出經濟奇跡的國家來說，6%或7%的增長也許並不難。但以中國目前的狀況，要想取得這樣的經濟增速，需要進行經濟轉型，從出口、製造和投資為主的經濟向國內消費和服務業帶動的增長模式。
投資和消費各佔中國GDP的大約50%，為了能實現持續增長，世界銀行認為消費對經濟的貢獻需增至66%，而投資所佔份額則應出現相應的減少。
每個發達經濟體都經過了根本的轉型，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保持6-7%的經濟增長率。
美國、歐洲和日本在他們的發展階段都有勞動力增長的優勢，中國則沒有，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在2016年後將出現萎縮。
公眾參與
那麼中國怎樣才能跳出這一困境呢？世界銀行開出長長的清單，其中很多都與增加競爭和培育創新有關。
中國智囊估計到2020年前，中國經濟能以每年7%到8%的增長率增長。
西方的傳統思維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你就不能培植創新。有人還會說，這需要自由的媒體，世界銀行也委婉地指出「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需要更多的公眾參與」。
受其規章制約，世界銀行不能說類似「民主優於其它的政府形式」的話，但在其發表的《2030年的中國》的報告中，也給中國領導人提出了睿智的建議：
「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繁榮，對經濟的管理也變得更複雜，政府通常會發現他們無法、也確實不應該，獨自給出所有的答案。」
「因此政府需要開發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潛能，包括大學、社區和智囊機構。」
「發達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公眾對公共政策參與。這種參與討論已經在中國展開，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你或許會把這稱作民主。世界銀行不能做出評論，但至少讓人明白，為什麼經濟和政治的改革需要同時進行。
倘若一個國家不能成為開放和民主社會，很難想像這樣的國家能推出像谷歌（Google） 或臉書（Facebook）這類產品。
中國領導人認為，在沒有現代民主的情形下也能取得經濟成就，至少中期是這樣，但西方很多人不這麼認為。這或許反映了西方的傲慢。
但也許他們都錯了，二、三十年後的中國也許不像我們，但也不會成為發達經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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