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習近平和溫家寶
以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將於11月8日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把執掌十年的政權移交給下一屆領導人，而新的最高統治層的能力、人品、權限和政策，將決定中國未來十年的命運。
BBC中文網記者嵇偉十月初前往紐約，在「紀念胡趙基金會」主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政治轉型學術研討會》上採訪了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和在美國、歐洲的著名學者，談中國的政權交接與政治轉型。這是第二集：胡溫政治遺產及黨內權力鬥爭對下屆中共領導層的影響。
在胡溫政權謝幕之際，過去十年中國政府的政策、政績、失敗、以及胡溫「遺產」，尤其是顯示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之激烈的薄熙來事件，都將對十八大後的新一代中共領導層產生深刻影響，中國國內和海外的學者及觀察人士正在對此進行越來越多的分析。
人事鉗制
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政治學博士、六四民運領袖之一王軍濤首先提到人事和思想體系，他認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上一代對下一代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受到上一代的人事鉗制，二是受到上一代的思想體系束縛。
具體到胡溫對公認的中國下屆新領導人習近平與李克強政權的影響，首先會是十八大人事安排上的爭奪戰。雖然在王軍濤看來，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是非常留戀權位的人，在這方面不會有太激烈的競爭，但胡錦濤和江澤民這兩大黨內派別，都將會讓自己在新政府中安排的人對新領導人形成限制，所以新政府必將受到胡、江兩派的鉗制。
在大政方針和意識形態方面，新一屆領導人不能做太大的實踐上與口號上的轉變，上一代甚至更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比如胡溫和江朱及鄧小平時代提出的思想體系和宣傳口號，將對他們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有束縛力。
持續權斗
被稱為一度使中共十八大接班計劃陷入混亂的薄熙來事件，在中共體制內，讓政治局常委的組成出現巨大爭議，對新一屆中國領導班子上台後的人事、工作及決策也都將帶來很大影響，甚至會改變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模式。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前社長吳祚來認為，在處理了薄熙來事件之後，黨內派別鬥爭會相對平息，得到政權的人會很快鞏固自己的地盤，得不到政權的人失勢後則很難再有作為。
但他認為，中共黨內的這種博弈和鬥爭今後還將持續，只是不會像這次這麼厲害，因為這次的薄熙來有特別的政治背景，他敢於挑戰最高領導層，而將來其他鬧事的人如果沒有薄熙來這樣的背景，可能就會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著名學者姚監複接受BBC記者嵇偉採訪
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同意吳祚來的觀點，但他認為，自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中共黨內鬥爭漸趨緩和的這一趨勢，將因為薄熙來事件而改變模式。雖然今後出現因偶發事件帶出爆炸性結果的機率極小，但今後的黨內權斗可能更強烈，手段更厲害，不斗則已，一斗就動殺機。
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認為，薄熙來事件暴露中共黨內權斗激烈並不奇怪，他說，當年毛澤東就曾說，黨外無黨是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則千奇百怪。
他還引述了胡績偉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議：建立「黨內民主」，具體辦法就是黨內派別活動公開化、合法化，這樣可以延續一黨執政。而從這點做起，黨內派別就能夠成為公開的政治派別。如果能做到這點，就會成為胡溫任上出現的薄熙來事件對下任的積極影響。
「紀念胡趙基金會」現任主席李進進律師不那麼樂觀，他指出，中共黨內的鬥爭是沒有規則可循的，那是一種鐵幕後的交易，只要這種鐵幕後交易仍然存在，下屆中共領導人中就免不了再發生激烈的權斗。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胡星斗則把薄熙來事件看作是路線鬥爭的因素多於權力鬥爭，他認為這是胡錦濤、習近平和薄熙來分別代表的政治勢力所進行的路線鬥爭，胡溫和習近平代表了改革勢力，薄熙來則代表了主張公平分配財富的文革式毛左勢力。
新近流亡美國的著名作家余傑認為，之所以出現薄熙來事件，並不是因為薄的個人道德敗壞，他只是制度的產物，首先是因為有了胡錦濤這樣的極左的毛澤東主義者，於是才有了薄熙來這樣的實用主義者，用毛思想來為自己拉攏權力和人氣。
現在雖然薄熙來倒台了，但是毛澤東主義和極左派在中國還沒有倒台，它的思想體系的根子在胡錦濤那裏，而這一政治遺產影響深遠，以習近平為首的下一代中共領導人能否破除這種毛左意識形態，余傑持悲觀態度。
官民對抗
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由於分配不公和官員貪腐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貧富懸殊日益加大，導致越來越多重大群體事件的發生，這種在胡溫時代發展到了引起國內外嚴重關注的民間與當局強烈對抗的現狀，也被公認是將給新一屆中國領導人的執政與政策的制定帶來巨大的影響的胡溫政治遺產。
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認為，胡溫政府在經濟上的成功固然起到一定的穩定社會和民心的作用，但是由於在經濟成功的同時卻不進行政治改革，以致出現巨大的兩極分化，國民收入差距，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也為下一屆政府留下了潛在的巨大的矛盾。
中國當局公布的顯示農民收入提高的官方數據，只是一個收入相對增長的數字，並不是絕對值，中國農民的真正收入雖然與以前相比有所提高，但遠不及城鎮人口的收入。這一經濟上的矛盾目前雖被掩蓋，但在新政府上台後，可能演變成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
中國憲政研究學者張博樹
此外，生態矛盾也會演變成政治與社會矛盾。比如胡溫任上出現的四川什邡請願抗議和江蘇啟東示威事件，都是因環境污染導致民眾走上街頭，自發舉行示威抗議。這都是非一日能解決的影響未來的生態問題，恐怕新一屆領導人上台後，將面臨更多更嚴重的因環境污染、破壞生態而引發的群體事件。
目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的中國憲政研究學者張博樹認為，胡溫執政十年中，官民衝突嚴重，每年發生十幾萬起以上的維權事件，當局依靠暴力維穩，於是導致整個社會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
如果胡溫的接任者是具有責任心的領導人，即便他們想要在政治體制方面有所作為，希望推動改革，推廣民主，最後走向開放黨禁、報禁，他們也會因為江澤民和胡溫時代留下的歷史遺留問題和政治負資產，而面對棘手的困難格局。
這些政治負資產中包括毛澤東時代發動的文化革命，鄧小平時代的鎮壓六四民運，江澤民時代的打擊法輪功等，當時的政府不解決，都留給了後代，所以負資產越積越多。到胡溫時代，除了以上歷史遺留問題，又加上了對茉莉花散步的鎮壓，而這些政治負資產就會使新一代領導人在剛上任時就背上沉重的包袱。
著名學者、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歷史學博士陳彥說，包括胡溫在內的歷屆中共執政者留下的政治遺產，對習近平新政府的影響是「多米諾骨牌」式的，進退一步都可能影響全局，所以陳彥的結論是，儘管新領導人要進行政治改革很難，但不改可能更難。
對於公認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將會在未來十年中如何執掌政權，將把中國引向何處，是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產生何種影響的人們目前最關注的話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