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專訪（下）：鄧小平的門戶開放

今年8月22日是已故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110週年誕辰。在中共最中心的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是一位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儘管人們對他的功過有極大的分歧，幾乎公認的評價是：他是一個非凡的人。

無論在對外還是對內事務上，鄧小平的手段和決策都可以稱得上非常高超，而他的失誤也異乎尋常。BBC中文網記者嵇偉電話採訪了專門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在香港的著名學者丁學良教授，分兩集談鄧小平在對內和對外事務方面的功過。

許多評論人士認為，鄧小平執政時期和他在幕後掌控中國政壇的時期，他的對外政策為中國和全世界都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丁學良教授也持這一觀點，他認為，鄧小平對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強調了美國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的重要性，以及推動中國在介入世界人才、觀念和價值觀方面的流動。而鄧小平對外決策的失誤則是他沒有讓中國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權方面更接近世界主流。

對美開放的重要性

中國的對外開放遠在鄧小平的最後一次復出之前，而且是對很多國家開放，尤其是亞非拉國家，但是客觀事實是，即使在對許多國家開放的情況下，中國並沒有因此產生根本性的和大規模的變化。

丁學良教授回憶說，鄧小平在他第三次上台後不久就多次強調，中國對外開放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向美國開放，而這也是鄧小平與其他老一代中共領導人最大的一個不同之處。

鄧小平曾把亞太地區一些最貧困的國家在二戰後找到脫貧機會、從落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例子作過高度總結，他得出的結論是，只要進入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資本主義市場，那就算是在脫貧、工業化和介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找到了一條可靠的道路。

在丁學良教授看來，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的變化，很大原因就是由於鄧小平當初得出的這一結論，以及據此而制訂的決策方針。

介入精神物流

縱觀中國近代200年歷史，每一次促進中國國內改革、維新和革命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都來自外部世界，而不是來自中國本身。早年留學法國的鄧小平自己也是構成和促進這種外部刺激因素的成員。

丁學良教授說，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最先做的兩件事之一，就是把大量中國年輕人派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留學。

鄧小平當時看得很清楚，所謂的對外開放，除了要介入世界物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介入世界的人才、觀念和價值觀方面的流動。

丁學良教授把鄧小平派出大量年輕人去西方留學之舉稱為「晚清以來最大規模的中國介入全球人才、觀念和精神的流動」。

他說，如果沒有鄧小平當年拍板，讓如此大規模的中國年輕人去西方國家學習，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也不會有明天、後天的現代化中國。

最大的對外政策過失

鄧小平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打交道時很清楚的意識到，在經濟基礎、人才培養和教育方面，中國和西方要盡可能的接近。

在蘇聯解體之前、對中國的軍事和安全威脅較大的一段時間，鄧小平甚至表示，在安全和軍事方面也必須與西方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鄧小平還曾對美國前總統卡特說過，「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的地圖和現在的地圖是不一樣的」，他的意思就是，從前蒙古和遠東許多地區都在中國的版圖上，喪失這麼多國土，都是因為俄羅斯的侵佔。

即便鄧小平當年曾有這樣的認識，但是丁學良教授遺憾的指出，他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權等方面本來應該跟西方走得更近，但他卻沒有這樣做。

丁學良教授認為，這是鄧小平在對外決策方面的最大失誤，鄧小平僅僅功利地看到了中國需要在技術、人才交流、教育、武器和安全方面向西方學習，但他卻沒有意識到，中國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進步，也應該與西方世界的大方向一致。

關於香港的政治遺產

在評論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時，絕不能忘記香港回歸大陸的問題。當年鄧小平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問題談判時，態度極其強硬，最著名的就是他說的「主權問題不能商量」。

鄧小平堅持回收香港的決策，受到香港絕大部分自由主義者的批評，尤其是來自英國人培養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批評。

但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近20年後，令人驚訝的是，鄧小平的回歸政策卻成為了香港泛民主派現在強烈呼籲要繼承的遺產。

丁學良教授把這一現象稱為「歷史的吊詭」，他說，香港泛民主派之所以要保護鄧小平當年承諾的「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是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比鄧小平這一政治遺產更重要的政治理由、政治依據和政治原則，來為他們想爭取的民主和普選作辯護。

所以丁學良教授認為，如果沒有鄧小平當年拍板的「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凖則，香港的情況會比現在糟糕得多。

他還指出，如果鄧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有足夠的歷史視野和世界視野的話，是可以在鄧小平留下的香港基本原則的框架下，作出更開通、更開明、更得人心、更能使香港的信心得到可持續支撐的具體決策。

（責編：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