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印度防疫之战下，一场打不赢的“口水仗”

今年较早前，拉贾（Raja）和普里提·纳拉西姆汉（Priti Narasimhan）开始了一场横贯印度的公路之旅，想要传播一个讯息：不要再在公众地方吐口水。这对夫妇带着一个扩音器，传播他们的讯息，车外还挂有反对吐口水的标语。

如果你曾在印度住过，你就知道纳拉西姆汉夫妇所面对的是一件什么事情了。这里是一个大街上口水遍地的地方。有时候是或清或浓的痰，有时候是带血的，夹杂着嚼烟草、槟榔或者盘安，在普通的墙上和宏伟的大楼外，甚至是加尔各答市历史悠久的豪拉大桥上，都有它的痕迹。

于是纳拉西姆汉夫妇就周游全国，试图保护街道、建筑和桥梁等公众地方不再受到此扰。他们生活在浦那市，从2010年开始就自封为城市卫士，向吐痰的行为宣战。有一次，纳拉西姆汉先生说，他们在浦那市火车站用油漆覆盖了吃盘安者吐口水的痕迹，三天不到又有人在那里吐上新的痰。

“没有理由要朝墙上吐口水啊！”他说。

对于他们的这种劝诫，人们历来的反应都是漠视或者恼怒。纳拉西姆汉回忆说，一名男子曾问他：“你有什么毛病？这是你爸的房产吗？”

但是，纳拉西姆汉夫人说，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席卷全印度，却改变了一些事情。一些吐痰者甚至会道歉。

“对全球大流行疫情的恐惧，令他们开始反省了，”她说。

“吐痰之国”

印度对抗随地吐痰行为的斗争一直都是决心不足的。孟买市采取的措施最多，有自愿的“讨厌鬼”检查员，去呵斥人们不要在公众地方吐痰、乱丢垃圾和随地小便。但是随地吐痰长久以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忽略的。

然后新冠疫情就来了，空气中弥漫的风险和印度男人随心所欲到处吐痰的习惯加在了一起。官员开始行动起来，在《灾难管理法案》（Disaster Management Act）下，对吐痰者处以更重的罚款，甚至监禁。连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都建议他的民众不要在公共场所吐痰——说这是“我们一直都知道是错误”的行为。

这与2016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卫生部长在回应有关吐痰危害的问题时，向国会表示：“长官，印度是一个吐痰之国。我们在无聊的时候吐痰，在疲倦的时候吐痰，在生气的时候吐痰，或者总之， 就那样，没事就吐，我们到处吐，我们随时地吐，在闲下来的时候就吐。”

他也没说错。在印度的街上，人们吐痰已经习以为常：男人们在路上休憩，随便把头转一下，然后就就是一口；开着汽车，骑着单车或者电动黄包车的男人们，在交通灯前把头伸出来吐痰从来都是毫不犹豫。这个动作常常会有预警——他们在准备吐出这种令人反感的一口痰时都会发出独有的喉音。

而有这种习惯的人当中，男性占绝对大多数。专栏作家桑托什·德塞（Santosh Desai）说，印度男人对自己的身体很随意，“对从身体里出来的一切东西也是”。

“对于在公共场所释放自己这件事，有一种近乎无我的放任，”他说，“如果我觉得不舒适，我就立刻做点什么，克制自己的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印度《电讯报》（Telegraph）的副主编乌达拉克·穆克尔吉（Uddalak Mukherjee）表示，吐痰也是一种满足有毒男性意识的一种“耍帅”的形式。

但是，为什么要在公共场所吐痰？

纳拉西姆汉说，他找到的原因从生气到“消磨时间”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没别的事情做），或者仅仅就是因为他们可以那样做——“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吐痰，”他说。

据历史学者穆库尔·克萨万（Mukul Kesavan）说，这也来自于“印度人对于污染以及如何让自己摆脱它的一种执念”。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种执念可能追溯到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观念，要通过将一切脏物排除到家园以外来保持身体的纯洁。

“对于吐痰的概念令卫生的问题升华了，”穆克尔吉说，“有一次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我过很糟的一天，我想把这个经历吐出来’。”

向吐口水开战

原来，曾有一段时间，各地的人们都是随地吐痰的。在印度，吐痰曾是在宫廷里受到赞美的事情，而大痰盂是很多家庭里的重要摆设。

在中世纪的欧洲，你可以在一顿饭中间吐痰，只要吐在桌底下就好。伊拉斯谟（Erasmus）曾写道，“把口水呑回去”是“没有礼貌的”。1903年，《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将美国列为“世界咳痰风暴中心”之一。马萨诸塞州一名卫生检查员在1908年问到为什么他去的每一家工厂里，裁缝都会向地上吐痰，他说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当然要吐在地上；否则你觉得他们要吐在哪里？吐在自己口袋里吗？”

当时英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有轨电车上吐痰非常普遍，以至于人们要为此被罚款，而医学界则要求立法禁止这种行为。

在西方，是肺结核病的蔓延最终结束了人们的这种习惯。即将出版的《瘟疫幽灵：肺结核如何塑造历史》（Phantom Plague: How Tuberculosis Shaped History）一书作者、记者维迪娅·克里什南（Vidya Krishnan）表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细菌学理论方面的意识提升，在此当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意识到细菌如何传播，带出了新的社会习惯和风俗。人们学会在打喷嚏和咳嗽时捂住口鼻，拒绝握手，而且亲吻婴儿也开始不被赞成。本国对于卫生的意识也辐射到要国外。”

克里什南说，意识的提升导致男士们的“行为改变”，因为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放任地在公众地方吐痰的人，从而导致像结核病等疾病扩散”。

但是，克里什南说，印度面前有很多的障碍要跨越。印度各邦从来没有花很大努力来让人们改掉这个习惯。而吐痰仍然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无论是嚼烟草、运动员向镜头吐口水，还是宝莱坞电影描述男性在打架时互吐口水等。

纳拉西姆汉则慨叹现在已经很少使用痰盂。“即使在我不得不吐痰的时候，我要吐在哪里？”他说，“作为一个在加尔各答长大的孩子，我记得曾经在电线杆上会挂着装上沙子的痰盂。这东西消失了，于是人们就到处吐了。”

此外还有其他更大的挑战。“任何大规模的行为改变或者公共卫生干预措施，都不能排除种姓制度、等级制和性别的因素，”克里什南说，“在印度，去卫生间、使用自来水和良好的水管装置等，都是属于特权。”

卫生专家警告说，仅靠惩罚人们，而不去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吐痰，并不能打赢这场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续两年，戒除这项陋习的热情正在消退。不过，拉贾和普里提对于在街头对抗这一行为毫不放弃。他们说，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可能加剧2019冠状病毒病的传播的——而即使他们不能解决这一点，也至少能带来一丁点改变。

“哪怕我们浪费时间也无所谓，我们还是会尝试，”纳拉西姆汉先生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哪怕2%的人的态度，那也是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