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法国老人助加泰同胞公投的惊险故事

在法国一个无名小镇上，一群老头老太向BBC记者透露他们如何帮助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惊险故事。

埃尔纳（Elna）是在法国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镇子。

我可以告诉你，它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面，在去往佩皮尼昂的路上。但在法国的地图上，你只能发现，埃尔内（Elne）镇，坐落在高山和大海之间。即使装备了全球定位系统的行车导航仪，一开始我的运气也没那么好: 我查询的地址没有结果。只有当我用加泰罗尼亚语来翻译我查询的目的地时，行车导航仪毫无生气的声音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对我来说, 埃尔纳是去年10月1日在巴塞罗那开始的一条小路的终点。我当时在雨中等待着就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问题有争议的公民投票的开始。马德里当局已经接管掌控了加泰罗尼亚的财政权，所以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买不起投票箱，也没钱印制投票纸。即便那样，虽然还有大批（中央的）警察监控，投票还是如期开始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通过加泰罗尼亚首都的联系人，我前往北方去见玛丽亚—这不是她真实的名字。在埃尔纳的老城上面的鹅卵石街道上，我见到她。年届70的她的黑头发和毛皮衣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跟着她的车去了一家餐馆，餐馆当时已经关门，但她说服他们重新开门，并且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端上了沙拉。

玛丽亚生长在这里，在家里讲加泰罗尼亚语。她就像法国这一地区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对她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同胞有着深厚的忠诚感。因此，吃着浓醋拌的成熟的西红柿的这样的便餐时，一个阴谋就酝酿出来了: 避开法国和西班牙警察的注意，把独立投票所需要的东西运过边境送到南边。

玛丽亚会把我们介绍给这个阴谋的筹划者。

玛丽亚的手机响起来了。她用加泰罗尼亚语和电话那头的男子交谈了几句。若姆同意晚些时候在玛丽亚的家里和我们见面，条件是不能公开他的身份。他抵达我们约定好的地方时，带着一个投票箱。这个投票箱和我在巴塞罗那看到的投票箱一模一样。

若姆是个消瘦的男子，蓄着一撮尖尖的白山羊胡子。玛丽亚去煮咖啡时，他一直言词简省地回答了我和他就孩子、天气的闲聊话题。最终，等到我的第3杯咖啡变凉了，他才开始侃侃而谈。

若姆说："我用卡车通过边境把选票从法国运到西班牙。危险总是有的，比如一些信息可能因此曝光，从而危及到整个公投行动。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所做的不过就是运输纸张。据我所知，从一个欧盟国家向另一个欧盟国运送纸张不是犯罪行为。若姆讲话声中的漫不经心的幽默和他不愿公开身份的希望不是那么和谐。到目前为止，就这个故事我采访的两个人都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若姆的家乡是边境的南边、西班牙的特拉萨。我的制片人问他，他是不是为了爱情迁居到法国来得？他没有笑容地回答说："不是。那是在西班牙独裁时期，我反抗独裁。"当年在西班牙内战后，成千上万的西班牙难民为了逃离弗朗哥政权，翻山越岭逃到法国。若姆的卡车正是沿着这条路去的西班牙。

公投时的选票是在埃尔纳印刷的，投票箱则是在一个中国的工厂造好后，运到马赛，之后又藏到附近的乡下。直到时机成熟，他们才运到南方去，在加泰罗尼亚10月1日公投的戏剧性场面中发挥了作用。

第二天早上, 在把我的行车导航仪重新设定返回南边西班牙之后，我又接到玛丽亚打来的一个电话。她希望我在离开之前，再听一个故事。她告诉我："在举行公投投票24小时前，南边（西班牙）突袭了一个印刷厂。有人给我打电话说选票不够了，公投没法继续进行了。所以我们赶紧在埃尔纳找到一台印刷机，半夜开动又印刷了一批选票，然后及时在投票前送到了南方。"

加泰罗尼亚人在独立问题上意见分裂，现在没有人能知道今后这个故事如何结束。投票当时的西班牙总理拉霍伊已经离开了政治舞台。被推翻的加泰罗尼亚总统查尔斯·普伊格蒙特正在等待一个德国法庭就是否引渡他给西班牙做出裁决。但当书写加泰罗尼亚10月公投的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它除了反映出政客们的各种阴谋诡计之外，也应该包括这样一个故事：

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一群老头老太冒着牺牲自己的自由的危险，去帮助他们的加泰罗尼亚同胞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