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副作用

兄弟姐妹真的很重要吗？没有又怎么样？独生子女“受害”还是“受益”？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去一胎化搞了三十年的中国恐怕最合适了。

原来，中国家庭平均有四个孩子。1979年推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家庭发生了巨变。

艺术摄影家范石三回忆起到甘肃参观的经历：路边挂着大红横幅，上面的标语提醒人们“少生孩子多养猪”。

范石三是独生子，他拍了一系列摄影作品（译者注：“Two of Us”两个我们），反映独生子女和他们的“镜像”—不存在的兄弟姐妹-并存于同一空间的状态。

范石三解释说，许多独生子女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份的特殊性，许多父母也不再质疑为什么不能再生一个孩子，忘记了过去的家庭曾经是不同的。

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刚出台的时候，习惯了大家庭的那些人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不过，在独生子女政策中长大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一点。早期，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来自大家庭，孩子们虽然没有兄弟姐妹，但是，仍然可以和堂/表亲建立紧密的关系。

1997年以来，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马斯特学院的社会学家冯文（Vanessa Fong）一直跟踪2273名中国的独生子女。每一年，她都采访和调查其中600-1300人，研究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兄弟姐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最开始，孩子们发现“兄弟姐妹”（sibling）这个概念很难理解。中国孩子把堂表亲也叫兄弟姐妹，更是与事无助。

到了10几岁，冯文发现，还是需要向这组从来没有同父同母兄弟姐妹的孩子解释其中的区别。

除了没有兄弟姐妹，第一批独生子女还经历了其他许多变化。

冯文说，每个家庭突然都多了一大笔可支配收入，投资教育、消费。原来需要几个孩子分享的资源都集中投在一个孩子身上了。

结果是，中国独生子女比前辈受教育程度更高。中国的教育开支一夜间飞涨。独生子女肩负起了父母高度集中的压力。

葛杨（音译）今年32岁，北京人。她说，父亲是司机，母亲是会计，父母坚定无疑、始终如一的期待值改变了她的生活进程。

她说，如果父母还有其他的孩子，对她的注意力可能会减少，她也就有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一些真正感兴趣的事。“我父母那一代人喜欢安排孩子的生活。”

葛杨现在是医药销售代表，很中产的一份工作。但是她说，如果有兄弟姐妹分担父母的期待，她有可能选择其他的职业，甚至搬出北京。

葛杨说，如果有第二次机会，我也许会选择在旅游业工作，或者迁到其他城市去。不过作为独生子女，有责任照顾父母，不能离开。“这一点我无法改变。”

尽管如此，她还是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她独生子女的身份。葛杨坚定地说，“我一人全盘拥有父母的爱，我不想和别人分享我的父母。”

那么，我们应该怎们看待所谓的“小皇帝”现象呢？

这曾是一个普遍担心的问题。不过，多项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并没能找出独生子女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什么令人讨厌的人格特性。他们说，没有真实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和其他孩子有什么区别。

但是，也有其他的研究挑战说，中国的独生子女确实有区别。一组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对在北京的独生子女展开调查，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结果。墨尔本大学的经济学家艾尔克尔（Nisvan Erkal）说，他们使用一系列与物质奖励挂钩的游戏、调查，试图揭示独生子女的真正性格。

他说，“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出生之后的孩子明显不信任别人、不值得信任、更害怕风险、更缺乏竞争力……同时也更加悲观、责任心更差。”

生于独生子女政策后期的孩子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1970、80年代出生的孩子，通常都还有“延伸性”大家庭；而最近出生的孩子父母可能也是独生子女，没有堂/表亲，家庭比从前缩水了许多。

冯文注意到，离家寻找工作的趋势愈加明显，也更有可能让独生子女与祖父母、儿时伙伴失去联系。

她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系不像从前一样紧密了。原来，人们不能搬到外地、外国。现在，国内、国外人口流动都更多了。”

葛杨很清楚这些问题。她的女儿三岁，和前辈相比，她的成长经历会有很大的不同。葛杨说，女儿可能会结识很多新朋友，但是，一同长大的长期朋友将会很少。

根据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新规定，葛杨和丈夫可以生二胎。不过，她很快挥挥手、好像赶走了这个念头。她说，要过好生活，二胎太贵了。

“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多要孩子，而是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机会……面对其他孩子的竞争，我的孩子就会觉得输了。”

现在中国很多地区仍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不过，在并不太遥远的未来，独生子女可能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书中的一个篇章。

就算到了那一天，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人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可能仍将是一个争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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