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并未从飞速的经济发展中获利。
在胡温体制交班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胡温领导下的十年留下的政治遗产。
在国内，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十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年。这一结论用来形容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错。
的确，中国过去的十年中最值得注意到独特现象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改革及政治改革的停滞并行。但是，拿这一结论来概括中国过去十年的总体发展恐怕不准确。
在过去十年中，一个同样重要但是被忽视的变化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里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由于这一政治革命，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场政治革命的效应还没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它已对中国现有的专制体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场政治革命已开始威胁中国一党制的长期生存。
这场政治革命发生在影响政府合法性，可信度和维稳能力的几个关键领域。象其他静悄悄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开端没有被人注意。但是在现在，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的精英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影响。
危机预兆
在执政的精英中，普遍的体会是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和政权危机感。社会各层精英们则日益认识到国家社会关系的紧张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也有另一种政治大变动前特有的一种说不出的预感。
反映这种政治和社会精英共同享有的危机感的一个例子是传说中国某些高层领导人物最近在阅读法国贵族出身的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威尔的名作《旧政权与大革命》。这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作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一般非专业人士不会感兴趣。
如果中共高层确实有人研究托克威尔对大革命的起源的真知灼见，那就说明这些精英已经察觉到中国政治生态的巨大变化和整体性危机的预兆。
道德权威
这场政治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独立公共道德权威的出现。对一个后极权主义体制（即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来说，这类权威是对政权生存的一个挑战。
在极权主义时代（即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这类权威的出现。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共产党采取了政治吸纳的手段（如把社会精英纳入人大和政协这样的组织）使这类精英失去独立性和公众道德权威。
但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不少高度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他们遍布各个领域。在商界，有潘石屹，王石等；在公共知识领域，有于建嵘，茅于轼，吴敬琏；在文学界有章诒和，慕容雪村，余华；在媒体（包括新媒体）有韩寒，李承鹏，胡舒立。他们的事业的成就，政治上的独立，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个人的道德勇气使他们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壮大。假如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出现民主转型，这一势力将扮演关键的作用。
诚信破产
这场革命的另一特征是政府的诚信的全面破产。当然，专制政权历来受诚信赤字的困扰。可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的诚信出现了全面大滑坡。普通公众以对中国政府丧失了基本信任。他们对政府讲的话基本上是从反面去理解。
这种诚信破产在中国公众的日常用语中已体现出来， 如被增长，被自杀等等。 造成政府诚信破产的原因很多。除了政府官员习惯性说谎之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由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带来的信任危机。
因为政府在处理这些社会信任危机的具体事件时采取的是欺骗公众的手段，所以公众对政府的诚信更加怀疑。显然，一个丧失公众信任的政权的治理成本将越来越高，最终不可承受。
这场革命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在目前中国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下降。专制政体得以长期生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其能够阻止各种不同的反对势力联合起来进行集体行动。一旦这一能力退化，甚至消失，专制政权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从形式上来看，目前中国集体行动呈多样化和高频率的特点。这类行动包括群体性事件，其他形式的和平抗争和网上群体性事件。 这类事件的爆发频率在过去十年中以倍数增长。不言而喻，这一趋势使中国政府的维稳成本大大提高和其威信大大降低。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三个特征，不难发现信息革命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为中国的静悄悄的政治革命提供了催化和放大的功能。由于信息革命和现代通讯技术已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很难想象现有政权有勇气和能力使中国社会回到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中去，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今后会发释出更大能量的相互作用。
假如这一分析成立的话，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政治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他们将统治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照搬过去二十年的所谓后天安门治理模式（即专制政体下的经济现代化）将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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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透明是公正的基础，而权力制衡是透明的前提，所以约束公权力才是有效改革的关键。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真真正正中国特色了，难以找到可以直接借鉴的发展模式，每个人都知道需要改革，却没人知道应该怎样改革。中国民众从不奢求太多，这代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民众看到希望。北辰
以上内容，使我想起英国的光荣革命。我们很需要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和制度，激进的，动荡的和对社会具有破坏的变革不应当是理智的选择，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进步要求。中国人缺乏民主基础，但不愚蠢，应当知道什么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进步。草根中的草根, 大陆 北京
其实不管执政党是谁，老百姓要的是透明、公平、廉洁、真正为民办事的执政党，要是中共能做到自己就做到他所谓的和谐了. 药小柏, 长沙
我来自大陆，我希望大陆能渐进式政治改革，其实大陆胡温主政这10几年很让人郁闷，但是其实整个社会还是在痛苦地进步着，尤其是微博新媒体的产生，人民已经在形成理性的力量（以商界、传媒界、教育界有权威的精英为代表，以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为基础），社会在逐步向良性方向发展，大陆需要的不是革命，需要的是改革，需要先强力推行法制化和透明化的监督，没有法制化的民主将是一团糟；民主、自由有时候是西方的幌子，其下是赤裸裸的利益，但是他们本身都是好东西，大陆需要在社会制度方面彻底现代化，也就是社会制度主体西方化。张伟, 中国大陆
作者试图从三方面证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且更趋于不稳定，革命化。但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并不是以上三点。与所有的革命型政权一样，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才是其执政根本。 90年代以来，公民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觉醒早已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去道德化。而若中共可以解决相关问题，食品安全的负面影响将大大降低。托克维尔也看到，极端民主和社会激烈变革将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再次陷入极权，而避免这两点的主要前提是公民教育和意识的完善。我认为，中国社会14忆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未达到要求，且他们对贫富不均的不满极可能在权威消失的一瞬间陷入混乱或被人利用。民主始终会来，我更愿看到以更和平的方式到来。舒展
多么渴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大陆像台湾一样民主。锋, 中国大陆
以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右翼知识分子 ，一度认为东西方之争是专制与民主之争。苏联垮台时他们欣喜若狂，期待西方张开双臂欢迎俄罗斯从此融入世界民主潮流。但欧美在经济上趁火打劫及北约战略东扩如迎头一瓢冷水，让俄罗斯人认识到民主自由掩盖下的是国家利益之争，戈尔巴乔夫的所为客观上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九十年代后期戈氏妄图东山再起参选俄总统，得票率不足1%。但中国仍有一些文科知识分子如刘晓波余杰茅于轼等执迷不悟，看不到东西方之间的民族利益之争。可能因为中国自五十年代后兴起的弱智者才学文科的社会风气造成 （但也有例外，如王蒙、莫言）。吴桥溪, Perth
挺有道理，但是有错别字，请认真校稿。 高飞, 中国南京
以现时中共的【体制】，中国根本【不存在】有【悄悄】政治革命这个【基础】，有的只是【悄悄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分割】，中国只有继续【沉沦腐败】，谈不上【高阶】的【政治革命】。中国的【革命】早晚总会来临的，但【绝不是】【悄悄的】，这场革命将会是【轰轰烈烈】的，【人民】力量与【军人】力量，预期会【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孟光, Hong Kong
奖". john lu, australia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不少高度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 韩寒的事我跟踪的半年，很难想象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能被推到这个位置上。admin, 闽
中国人侮辱台湾人喜欢作为日本天皇的儿子，侮辱香港人喜欢作为英国女王的儿女, 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趋向台湾,香港, 天皇的儿子,女王的儿女改革并没有错,只是老百姓越来越难管. ASC,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