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港实验“一国两制”是否成功？

原本以和平统一中国为前题，邓小平提出瞄准台湾的“一国两制”构思，至今未有在台湾实现，却因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而且成了验证是否成功的依据。

据中国人民网资料，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台知名人士时，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

邓小平说：“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采取独特的模式，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武装统一，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

1984年5月，在中国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时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成为中共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香港成了第一个试验区。

随后中英两国透过联络小组，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两国终于成功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以一国两制处理香港回归中国。

在中英谈判期间及基本法起草至颁布，香港媒体一批记者可以说是全过程追访中英双方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及见解，当年担任《文汇报》驻京记者的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就是其中一位，并曾多次近距离采访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发言的活动。

“实事求是”

对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及澳门的回归问题，程翔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指出，客观来说必须承认是有他的功劳，如果形容伟大的话是在于他的实事求是。

包括首先是看到以当时两地的差距，可以利用一国两制稳定地收回香港主权，其二是看到当时的社会主义远远落后于香港，经济上及意识形势上很大距离，不足以吸纳香港，因此愿意在以妥协态度去处理问题；其三是看到当时香港的左派是不足以将香港运作起来，没能力接管香港，容许中间派作管治。

最令程翔对邓小平印象深刻的一幕，莫过于邓小平在1984年一次接见香港各界人士的场合，当面怒骂当时主管国防及外交的耿飊及黄华“胡说八道”。

邓小平在镜头前怒斥耿飊及黄华，指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指耿黄二人说的不是中央的意见。

邓小平说：“ 我们对香港，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发言，我算是正式的，赵总理是正式的，另外真正具体发言的机构，一个是港澳办公室，是姬鹏飞当主任的，一个是我们的外交部，还有是主管这个问题的人，外交部是正式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发言都无效。”

“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英国外相和我会谈的时候，他们也说希望我们不驻军… ”

程翔说：“邓小平发脾气前，我是亲耳听到廖承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向外传达邓小平说香港的方针政策十个字“换旗换督，不驻一兵一卒”，这在我笔记中清楚写着。”

他指这“十个字”一定是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否则是没有人敢向外说的。

程翔忆述，当时英方也接收得到不驻军是中方的方针，提出要求写在将来的联合声明中，因而触怒了邓小平。

“邓小平收回承诺，但未有向主管的官员传达，却选择了在当时一个香港各界代表及香港记者在场的场合发怒。”

程翔了解当年一国两制的形成的背景，他说邓小平的大怒令他首次感到中共领导人作出的所谓承诺是不可靠的。

程翔说：“当时，包括中方官员，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人的决定，说变就变，有什么可以保证？当时我觉得，原来什么都是可以随领导人改善而变，包括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内容，原来就是那么flimsy（脆弱）。 ”

鉴于多年采访中英谈判、联合声明草签及基本法起草的过程，程翔对“一国两制”如何理解？

程翔说：“中方的调子都在改变。前调是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其他事情由香港自已处理，不过到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会面基本法草委，邓小平的发言，对香港的调子又有改变。”

根据《邓小平文选》，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当时他对草委的讲话说：“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谈普选

“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

“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有分析指出，当时刚结束的“八六学潮”触发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前景的担忧，因此他对当时的香港问题加入了新的阐释。

虽然香港已经回归17年，邓小平当年的讲话内容的影响力对今天的香港仍然十分明显，近日香港中联办就将来特首选举涉及国家安全，也引用了邓小平的讲话内容。

程翔认为“一国两制”是适合香港的制度，邓小平的本意是创新及符合现况。香港的左派势力正在不断增大，这是令他担心不断有人以“一国强加两制”，重新演绎基本法，修改当中的原意。

他举例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改问题，在基本法中根本没有提及的普选特首的条件，现在有人可以在字里行间产生了提名委员会集体提名，集体意志，爱国爱港都有新的演绎。

一个新事物

跟程翔一样多年前参与港媒采访过邓小平出席的活动，曾经报导中英谈判的现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向BBC中文网表示，前线采访过程中的印象，当时没有怀疑中央透过“一国两制”管理好香港的良好意愿。

“一国两制”始终是一个新事物，她说与很多香港市民一样抱着一点不安接受回归。

岑倚兰表示，1997年至2003年中央对香港采取十分容忍，放手予香港管治团队处理，不随便干预香港事务，中央予人是信守“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的承诺。

不过，2003年香港回归6年后发生50万人游行，导致首任特首董建华下台，这是中央与香港关系的分水岭。

岑倚兰说：“中央发觉香港出现了“失控”，中央不能理解，一切的政策对香港已经很好，为什么香港人心不回归？”

“即使过了17年，香港其实只是地域上回归，人心始终没有回归，她认为可能是中共除了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外，其他方面包括社会事件、政治改革、人权问题、新闻自由等方面都不太理想。”

岑倚兰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实施没有所谓“过时”，其实中国本身的政治及经济气候出现极大变化影响了香港的政策，很多事件令中央原本对港人的信任减少了，因此要管及想管的事情愈来愈多。

面对2017年政改问题，以及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一国两制白皮书》，外界已经提出不少质疑，中央对“一国两制”是否出现了新的演绎，中国的官员多次回应，指“白皮书”发挥了正本清源、立牌指路的作用。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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