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和父母断绝来往吗？你会为这个决定感到快乐吗？

亲子关系疏离的情况比人们想像中更常见——对于如此艰难的决定——这正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莎拉（化名）在21岁生日过后几天，便与母亲断绝联系。“我当时非常愤怒，”她说。她在一次激烈的电话争吵中结束了这段关系。

父母忙于工作，无暇为她庆生只是导火线。更深层的原因是，母亲的冷漠、自我中心，对莎拉的生活漠不关心，莎拉受够了。母亲总是贬低她的学业，不断要求她帮忙打理家庭农场。

最令她受伤的是，母亲未能保护她免受父亲控制与其偶尔的虐待。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双方毫无接触，母亲也从未主动联系。“那段时间感到一种解脱，”莎拉回忆说。

然而，当她决定搬到海外生活时，不希望带着不快离开，便重新与父母联络。

她表示，父母对过去毫无悔意，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此后的数十年间，双方又经历了多次疏离。

许多人认为与家庭成员疏远的情况日益普遍，但却难以取得相关数据。

根据现有资料，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

与父母断绝关系，是一项重大的决定。

那么，什么时候这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样的选择是否真的会让人更快乐或更有智慧？最终，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何责任，而我们又对他们承担什么义务？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没有完美的家庭：拥抱混乱现实指南》（No Family is Perfect: A Guide to Embracing the Messy Reality）一书作者露西·布雷克（Lucy Blake）表示，关于家庭疏离的研究相对较少。

她说：“这仍是一个禁忌话题。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议题，人们不愿谈论。他们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美国超过8,500名受访者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4年间，有26%的人曾与父亲疏远，6%的人曾与母亲疏远，其中包括一些偶尔仍与父母见面的人。

另一项针对德国10,200人的类似研究则发现，在13年间，9%的受访者曾与母亲疏远，20%曾与父亲疏远。

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卡尔·皮勒默（Karl Pillemer）在其202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一项针对美国1,340人的调查显示，有10%的受访者目前与父母或子女完全断绝联系，毫无接触。

然而，由于缺乏长期追踪疏离状况的数据，难以判断这一现象是否日益普遍。不过，包括皮勒默在内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常见。

皮勒默表示：“在婴儿潮世代之前的几代人中，家庭团结的观念非常强烈——血浓于水。但这些规范已经减弱。”

他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并指出新的家庭常态，如非婚伴侣关系、无子女家庭等也逐渐被社会接受。

临床心理学家约书亚·科尔曼（Joshua Coleman）同意这一观点。他专门处理家庭疏离问题，并撰写多本相关著作。他补充说，个人主义兴起亦可能导致疏离。

他说：“个人主义文化专注的是自我、个人认同与个人幸福，因此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被视为次要。”研究显示，美国年长父母与子女关系不佳的可能性，是像以色列、德国和英国等个人主义程度较低国家的两倍以上。

科尔曼指出，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剧此现象。人们越来越容易在网路上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许多网红也鼓励人们与“有毒”的人断绝关系。

他认为，心理治疗普及也在当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影响未必全然正面。

例如，有些治疗师可能仅听取单方面说法，在从未与当事人见面，便“诊断”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的。

这种做法违反精神医学与心理学的伦理准则。科尔曼表示，他遇过许多成年子女在接受治疗后，指控父母有毒、具自恋倾向，或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

然而，这并不代表断绝关系就是错误的决定。

“社会上不应对此污名化”，皮勒默表示，许多人，尤其是曾在童年遭受虐待的人，确实有充分理由选择与家人疏离。

科尔曼认同，指出部分情况包括：父母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知悔改，甚至拒绝聆听对方感受。

不过皮勒默的研究——包括调查与对300名与家人疏离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导致关系决裂的往往是“一连串细微负面互动的累积”，例如与姻亲之间的紧张关系等。

在科尔曼针对美国逾1,000人所做的调查中，大多数人表示，与家庭成员疏离的原因是某些特定行为或整体家庭互动模式。

有时也与离婚后的状况有关，例如偏袒某一方父母，或不喜欢对方的新伴侣。身份认同与性倾向也可能是关键因素，例如部分父母无法接受子女是同性恋。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政治立场差异是疏离的原因之一。

然而，布雷克在英国针对约800名与家庭成员疏离者的调查中发现，多数人提到情绪虐待是主因。

她表示：“通常与有问题的教养方式有关，例如过于严厉、控制性强或威权式的教养方式。”但她也强调，这些受访者均曾经主动寻求协助以应对疏离的人，因此未必能完全代表所有经历家庭疏离的人。

不过，她认为这凸显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家庭关系面向。

她说：“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留在一段让自己感到不安全的关系中。我们常会想到身体或性方面的虐待，但情绪虐待同样值得被讨论。”

科尔曼与皮勒默指出，“情绪虐待”是一个复杂且容易被误用的词汇。

科尔曼表示，有时成年子女可能因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问题，会重新诠释整段童年经历，将原本支持他们的父母描绘成施虐者。

然而，他也强调，不能因此忽视真正的情绪虐待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影响。

科尔曼补充指出，对于“健康教养”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今日被视为情绪虐待或忽视的行为，过去可能并不被如此看待。例如，如今的父母往往会试图理解并支援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但40年前，大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显然远不如现在。

显然，有些人认为与父母断绝关系是必要之举。但我们实际上对父母负有多少责任？

当被假设性地问及，我们是否对父母负有维持终身关系的义务时，

都柏林大学学院哲学家克里斯多福·考利（Christopher Cowley）表示，“我内心矛盾。一方面，从字面、形上学与存在的角度来说，我欠父母一切。但如果我曾遭受严重的父母虐待，那么大概这意味着我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他认为，理想的亲子关系应该类似一段友谊。

在我们年幼时，亲子关系中的权力与责任完全掌握在父母手中。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关系会发生变化。

考利解释，青少年往往会透过责备与批评父母来建立自我，这是一种自然的分离过程。“但当人成为真正的成年人后，就不能再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父母。”他指出，当父母年老体衰时，我们或许应该展现更多的耐心与宽容。

他补充说，在评价自己的失败时，我们常会归咎于外在环境，而非自身。

例如错过期限时，我们可能会说时间不够，或是“狗把作业吃了”这类借口。但我们对他人却未必同样宽容。因此，若要公平看待父母，也应考虑他们所处的外在条件——是否因为知识不足、心理疾病、创伤经历或经济困难，才导致他们的教养方式出现问题？

皮勒默回忆曾访问一对母子，他们已经约有25年未曾见面。

他谈到这位母亲时说：“她的丈夫在1960年代初离开了她，当时女性的选择非常有限。于是她改嫁了一位并不理想、但也不具虐待倾向的男人。”

他补充说，“儿子对此心怀怨恨，但她认为这是保护家庭，而儿子最终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另一方面，科尔曼表示，他有时会遇到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成年子女。

“孩子会说：‘你总是在工作，我觉得被忽略了。’”科尔曼说。

“一方面，父母应该对这种感受表示同理；但另一方面，孩子也应该理解，母亲是靠打两份工才把他们养大的。”

试图理解父母的行为，或许能带来内心的平静。

这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行为都是恶意或蓄意的，从而减轻部分痛苦。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必须原谅他们，甚至不代表我们必须与他们维持关系。

然而，透过厘清过去，我们或许能减少那些模糊记忆所带来的阴影。这样的思考方式，也可能在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时，减轻内心的压力。

考利提醒，在与某人断绝关系之前，应考虑疏离所带来的长期心理影响。

他问道，如果父母去世了，这样的决定还会让你感到安心吗？他说：“你无法控制被什么纠缠。”

对某些人而言，保留一定的沟通管道可能更为妥当，至少能为未来的对话保留可能性。若选择永久断绝关系，可能会终其一生都在试图理解当初发生了什么。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圣经》与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一项原则：待人如己，以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

考利建议，试着想像未来的自己——如果有一天，你的成年子女突然以现代的标准批评你的教养方式，你会有何感受？皮勒默指出，我们常以为自己不会重蹈父母的覆辙，“但我们终究会犯下其他错误”。

还有一点值得思考：你对童年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人类的记忆并不可靠，尤其在成年后，我们常会记错事情，甚至创造出完全虚构的记忆。

这种现象也可能影响我们对自我的叙述。

例如，一个人若认为自己是外向者，记忆中可能充满社交活动与人群。但若他后来认为自己其实是内向者，记忆也可能随之改变——他会更清楚地记得那些独处或在社交场合中感到不自在的时刻。

我们对父母的记忆亦然，而他们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这或许是部分人选择疏离的原因之一。

科尔曼指出，许多人难以承受对父母既爱又恨、矛盾交织的记忆。透过断绝关系，他们不再需要面对这种情绪冲突——他们选择接受负面的部分，并抹去正面的回忆。

然而，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断绝关系是否真的会让我们更快乐？

对许多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科尔曼表示：“调查显示，许多成年子女认为自己因此感到更快乐、压力更小。他们觉得这是正确的决定，尽管同时也感到羞愧或内疚。对于父母而言，情况则相反——那全是心碎，悲伤与困惑。”

但在其他情况下，断绝关系本身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布雷克指出，“与家人疏离会让人感到非常孤单。”

她发现，许多与家人疏远的成年子女在节日这类传统家庭聚会的时刻特别难熬。

因此，她建议，若你认真考虑与父母断绝关系，应先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稳固的支持网络。

皮勒默的研究显示，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疏离感到毫不困扰。

他表示，许多人在访谈一开始会说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快乐，但在访谈过程中逐渐坦承，他们其实感到悲伤，并认为事情尚未真正解决。

许多人也担心将来会后悔这个决定。

“当我选择疏离时，其实是在砍断自己所坐的那根树枝，”考利说道。“与自己的根源失联，对成年子女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科利、皮勒默与科尔曼都表示，若你真的无法与父母维持关系，应该先尝试短期的疏远。

“我每天都在接触那些因长期被疏远而心碎的父母，他们甚至感到有轻生念头，”科尔曼说。他建议选择断绝关系的成年子女，在一年后再与父母联络一次。“有时候，那段时间就足以让父母有所觉醒。”

由于父母通常在亲子关系中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情感，因此对他们来说，疏离的打击更大，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主动修复这段关系。

和解是有可能的。2022年一项针对8,500名美国人的研究估算，在十年内，有62%与母亲疏远的人和有44%与父亲疏远的人，最终至少曾短暂恢复联系。

这也是莎拉的情况。她目前与母亲维持有限的联络。

她说母亲年纪大了，而且“一生也过得相当辛苦”，其中包括一段长时间的心理疾病。“我对她有一点同情。”莎拉说。

父母无需为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童年，孩子也无需对父母怀有永恒的感激。

或许，彼此真正应该给予的，是同理心、自我反思，以及愿意倾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