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免术换证”诉讼：跨性别者要求废止“强制手术”的挣扎与争议

小太阳（经受访者要求化名）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是女性，但从有意识以来，他都认同自己是男性。

现在48岁的他在台北生活，已习惯他人反复比对他的身分证与外貌，试图在长相、衣着与证件上的性别栏位之间寻找一致性，但往往徒劳无功。

有回在医院，护理人员直接略过眼前的他，多次寻找某位“小姐”，“我要在大庭广众举手说‘我就是’，很尴尬，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生。”他向BBC中文说。

多年来他想改变两者不一致的情况，却面临难以跨越的制度门槛。

台湾现行规定，跨性别者若欲更改身分证上的性别栏位，须提供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证明，其中包括摘除原生性器官。

不过，这些医疗程序费用高昂且有健康风险，当地大部分跨性别者都没有完成手术，也因此难以换证。

“我想用不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拥有男生身份。”小太阳说。

今年，他在没有手术证明的情况下申请性别登记变更，遭户政事务所拒绝，他随后提起行政诉讼，成为目前台湾近15起同类诉讼案之一。此前，已有七人循法院途径成功“免术证换”，但有关胜诉未有带来制度性变革。

“免术换证”在今年同志游行前夕再次成为舆论焦点，LGBTQ社群内部对该议题出现分歧，也有女性团体担心改革可能侵害生理女性的隐私与安全，进一步激起外界对跨性别换证政策的讨论。

法律行动

根据台湾内政部2008年函释，如果要在身分证更改性别，申请人须提供两张精神科诊断证明，并完成性器官摘除手术——女变男者须摘除乳房、子宫与卵巢，男变女者则须摘除阴茎与睪丸。

近年来，台湾跨性别社群倡议废除“强制手术”的规定，主张应以尊重个人性别认同为原则，并透过司法诉讼向政府提出挑战。自2019年以来，台湾已有至少七起跨性别者免手术变更性别登记的胜诉案例。

2023年，最高行政法院做出历史性判决，认定内政部函释没有法律依据，性别认同属于《宪法》保障的人格自由与健康权，性别登记不应限于生理特征，应涵盖个人稳定且持续的性别认同，肯定跨性别者依法申请性别变更的权利。

尽管法院已多次判决强制手术换证违法，行政规定至今仍未改变。内政部尚未修正相关函释，导致仅有胜诉的个案当事人能依据法院判决向户政机关申请换证，其余跨性别者仍须依照现行规定，要完成性器官摘除手术后才可申请。

为跨性别者提供法律协助的民间组织、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伴盟）秘书长简至洁表示，联盟手上仍有七至八件诉讼进行中，更多人正排队寻求司法救济，“大家知道会胜，就蜂拥而来。”

前大法官、政治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詹森林向BBC中文表示，法院近年逐渐倾向认定，将性别重置手术作为变更性别登记的前提，违反比例原则与《宪法》保障。他指出，性别认同与性自主决定权属于基本人权，应受宪法保障。

2023年，虽然跨性别者声请释宪未获受理，但詹森林与另一名大法官在意见书中明确指出，“手术要件有违宪之虞”，内政部以行政命令要求摘除性器官，构成对身体权与健康权的重大侵害。

詹森林解释，虽然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可限制人民身体自由，例如监禁或强制医疗，但必须符合宪法的“比例原则”。现行制度对跨性别者毫无例外地要求“彻底摘除性器官”，未提供任何变通空间，已超出合理限制范围，“国家要以此手段达成行政目的，必须提出充分理由并接受严格宪法审查”，否则将构成对特定群体的全面性侵害。

“强制手术”的疑虑

台湾第一起变性手术发生于1953年，当事人是一名军人，由男性转变为女性，当时被视为医学突破并登上报纸头版。1980年代后，台湾医院开始引进国际技术，但手术需经严格精神鉴定，案例数量有限。

小太阳曾在新闻中看到接受手术的跨性别者受访，曾对实施手术心生向往，“我觉得他好勇敢，那就是我想要的样子。”

从小，小太阳就觉得自己被放进“不对的身体”。青春期来临前，他从未将“月经”与自己联想在一起；即使剃短头发、穿上束胸，对身体的疏离感仍未消退，至今仍难以直视镜中“脸部以下”的身体。

尽管这种“不一致”的不安感受长年困扰着他，性别重置手术也成为部分跨性别者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小太阳仍因为手术风险与宗教信仰，选择不进行医疗程序。

性别重置手术可能造成短期并发症，包括阴道或尿道狭窄、阴蒂坏死及败血性休克，部分需再次手术；长期则可能导致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并需终身荷尔蒙治疗。

小太阳解释，他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应轻易改变，多年来努力让自己与这具身体和平共处，“即使我不喜欢，它还是父母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有权要求我切除身体的任一个部位。”

性别自主权

“跨性别”泛指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与自身性别认同不一致的族群，涵盖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与非二元性别者。这个跨越传统性别分类的多元群体，对于身体的自我认同、是否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并无一致标准答案。

现年28岁的跨性别女性 Vivi，也是台湾免手术换证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之一。她的案件于去年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获得“部分胜诉”，法院认同强制手术作为换证条件违反比例原则，但指出她提交的照片、自述与亲友书信等证据不足，未能充分证明其性别认同。其案件仍在上诉。

Vivi向BBC中文表示，她未曾因为性别不安就医，“我觉得我是女生，为什么要用看医生来证明自己？”她自小便认同自己是女性，但直到大学接触电影《丹麦女孩》，才理解“跨性别”的概念，并确认自身身份。

就读心理谘商科系的背景，使她在性别探索过程中更能自我觉察与接纳。她逐步改变外貌与生活方式，并意识到社会对性别的刻板框架影响了她对身体的感受。“我以前那么讨厌自己的身体，是因为社会教我们这是男生的身体、那是女生的身体，但身体其实可以是中性的。”

她指出，跨性别者常为了获得认同、更顺利建立亲密关系等，而努力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外貌，但对她而言，手术并非必要。如今她已是自己“喜欢的样貌”，她现在除了从事教育工作，也是名舞蹈老师，自在地展现身体，也鼓励处境相似的人勇敢做自己。

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教授陈宜倩向BBC中文表示，无论是国际人权趋势或台湾法院实务，都已逐渐承认“性别认同”属于“人格权”核心，与身体外观或性徵无绝对关联。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第22号一般性意见明确禁止以绝育手术作为换证条件；欧洲人权法院亦在2017年裁定，法国要求跨性别者进行“不可逆的外观改变”以换证，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保障的私人生活权。

目前，全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变更性别登记“不要求”必须手术。

台北荣总精神部儿童青少年科主任陈牧宏告诉BBC中文，台湾现行规定跨性别者须完成接受手术，等同预设所有跨性别者都无法接受自己的性徵，这与精神医学对跨性别的理解并不一致。

他解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对“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的诊断，重点在于个人对原生性别与自我性别认同之间的显著不一致，并不以是否接受手术为依据。强烈渴望改变性徵只是其中一项指标，并非必要条件，即使跨性别者能接受自己的身体，只要符合其他诊断要件，仍可被认定为“性别不安”。

美国精神医学会于2022年更新的版本更强调，判定当事人性别认同应以“社会经验”为核心，而非是否厌恶自身性器官或接受医疗改变。此次修订亦更新多项用语，例如将“期望的性别”改为“经验的性别”，以减少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

台湾八成跨性别者未换证

在台湾，手术门槛不仅引起法律争议，也直接影响跨性别者变更性别登记的意愿与能力。

内政部统计，1998年至2016年底，全台仅有666人完成性别变更登记。伴盟2020年调查则显示，88.2%的跨性别者尚未换证，逾半数因手术费用过高，另有三成则担忧手术风险或质疑其必要性。

台湾目前尚缺乏针对跨性别者的大型人口学研究。不过《性医学杂志》一篇国际研究指出，全球平均每10万人中约有871人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若依此推算，台湾可能有超过20万名跨性别者，实际数字仍有待本土研究进一步厘清。

现年27岁的跨性别男性熙人（经受访者要求化名）向BBC中文表示，他还在考虑是否要接受完整性别置换手术，摘除下半身性器官，“但因为现实考量，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经济是他最直接的顾虑。作为中低收入户、目前就读研究所的他，难以负担高昂的手术费用与术后长期休养所需的时间与成本，手术后遗症的潜在风险，也可能影响其生涯规划。

根据医疗院所资料，女变男手术费用至少新台币60万至80万元（2万至2.6万美元；14万至18.5万元人民币），需分阶段进行，包括摘除乳房、子宫、卵巢，并视当事人的个人需求重建人工阴茎与尿道。台湾健保目前不给付性别重置手术，相关费用需全额自费，加上术前精神鉴定、贺尔蒙治疗与术后照护，总成本更高。

制度强迫“出柜”

熙人近年完成平胸手术，并持续进行贺尔蒙治疗，外貌与声音逐渐趋近理想中的男性形象，日常生活中多数人也自然将他视为男性，“但很多场合还是要看证件，一看就被迫出柜。”

他自小由奶奶独自抚养，在台湾中南部一个保守小镇长大，因性别气质与经济弱势遭受霸凌，甚至一度拒学。他从未轻易说出自己的性别认同，担心遭到排斥与歧视。

即便后来到北部就读研究所，认识了许多从事性别运动的朋友，过往的创伤与阴影仍未消散。他选择不入住学校宿舍，因为会被安排进入“女宿”，可能引发纷争与不必要的解释；找工作时，他也得格外留意雇主是否具备性别友善意识。

“人生只有一次，但要活出自己竟然这么困难。”熙人说，来自社会的偏见与制度性障碍，曾让他陷入严重的情绪低潮，感觉人生没有未来，至今也从未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台湾同志咨询热线2023年调查显示，跨性别者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面临出柜困难与制度性压力。在职场上，逾五成受访者表示出柜困难，近两成曾因性别身分遭拒聘或不敢申诉。医疗方面，他们被以原生性别称谓叫号、遭怀疑身分或被异样对待，导致部分跨性别者在生病时选择不就医。

反弹声音

部分跨性别者透过诉讼胜诉取得更改性别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免术换证”议题在台湾社会引发更多关注与争议。

2023年，一名成功胜诉的台湾跨性别女性在社群平台上传新身份证照片，宣布已完成性别栏由男性改为女性的更改，却在网路上掀起反对“免术换证”的浪潮。多名知名女性网红公开发言，质疑男跨女者的身体保留原生性器官，对女性安全造成风险。

今年台湾同志游行前夕，一名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在社群平台Threads发表反对跨性别者免术换证的言论，引发争议。主办单位“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随即道歉，强调该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并将该员工调职，承诺未来加强内部教育与言论管理。

“免术换证”的争议不仅来自法律技术层面，更牵涉到社会对性别角色与空间的根本理解。

台湾女性协会是目前台湾最活跃的反对“免术换证”政策团体，于2022年成立。该协会向BBC中文表示，免术换证可能导致有心男性以“法律上女性”的身份进入女性专属空间，并藉由反歧视法诉讼权进行挑战，进一步影响如宿舍、更衣室、照护职业等场域，“造成生理女性权利倒退”。

他们主张，当前跨性别运动是由“以男性为主导者”推动，要求社会承认其与女性“相同”，实质上是对女性权益的侵蚀与威胁，跨性别者的困境也被过度夸大。“所谓的人权，不是保证一个生命和生理经验与女性完全相悖的个人，应该要拥有与女性一模一样的‘人际、法律与社会对待’。”

该协会强调，正在凝聚更多支持者、争取政党和宗教团体支持，并主张政府应研议对男性进入女厕施以行政罚，“除了已经手术的跨女，因为生理的变化可以进入以外，其他男人没有进入的理由。”

使用公厕争议

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厕所的问题，触及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也反映出性别二分空间所带来的压力。

现年26岁的跨性别女性小嗨告诉BBC中文，她目前多半使用女厕，虽然保有男性性器官，但外貌与穿着接近社会对女性的主流想像，近年未曾遭遇质疑。然而，她回忆起大学时期曾在使用女厕时被一名老师当众叫出来，留下深刻的不适经验。“当时我已经以女性身份生活，同学们也都认定我是女生，还有人对老师说：‘她去男厕才会吓到男生。’”

跨性别男性小太阳指出，台湾性别友善厕所仍不普遍，尽管他目前以男性身份生活，但男厕的设计对他而言仍难以自在使用。他回忆，过去按照出生性别使用女厕时，曾遭一名女性质疑其性别，甚至要求查看证件。

“她说你这个变态，这是女厕你知道吗？我当下很尴尬，也很不舒服，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污辱？”尽管他出示标注为女性的身分证，对方仍怀疑其证件为伪造，从此不再进入女厕。

小太阳开设的餐厅内，厕所没有区分男厕女厕，而是设计成任何性别都能通用的空间，并提供性别友善的生理用品，“我不想要跟我一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不舒服。”

他表示，能理解社会对跨性别者使用公共空间的疑虑与不安，“任何族群都会有老鼠屎，但不能一概而论”，他希望社会能更愿意理解跨性别者的处境。

根据同志咨询热线协会2023年的调查，约四成受访者表示曾在使用公厕时遭遇质疑或被注视，另有超过三成表示，曾因担忧被骚扰或歧视而选择憋尿、不如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斯研究所2025年的研究指出，保障跨性别者依性别认同使用厕所，并未导致空间安全或隐私事件增加；若跨性别者被迫使用与出生指定性别一致的厕所时，更易遭遇拒用、骚扰甚至攻击。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向BBC中文表示，部分女性主义者担忧，若女性空间的使用范围被扩大，可能会稀释原有的保护机制；上一波MeToo运动揭露了大量女性遭受性暴力的经验，社会也提升对被害者保护与女性安全的意识，女性空间因此成为更敏感且具争议性的议题。

针对“免术换证”是否影响女性安全，学者陈宜倩表示，公共厕所的不安全感虽然是真实的情绪，但往往被错误地投射在跨性别者身上。她指出，目前台湾成功“免术换证”的仅有七人，显示骚扰女性、侵害女性安全的问题，与跨性别者无关，跨性别者本身也常在公共空间中遭遇骚扰。

她强调，真正的诉求应是让所有女性——无论是跨性别女性或顺性别女性——都能在公共空间中感到安全。与其将跨性别者视为威胁，社会应强化空间安全管理，并建立彼此的“盟友”关系。

陈宜倩援引德国宪法法院的相关判决指出，社会对跨性别者的不理解、担忧或不便感虽应被正视，但当这些情绪与跨性别者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仍应优先保障性别自主决定权。

社会民意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也被认为性别平等意识进步。根据行政院2025年性平调查，台湾民众对于跨性别者多持尊重与接纳态度，有九成民众同意“可以与跨性别者当同事”。

不过，当涉及变更身分证性别登记的制度，民众就看法不一，仅有四成民众同意“跨性别者免摘除器官就能更换身分证上的性别”，近三年调查均未达五成。另有近六民众表示同意“跨性别者、双性人身分证可以登记第三性别选项”。

中研院副研究员刘文表示，台湾社会对跨性别者处境普遍缺乏理解，“免术换证”议题常被过度简化，“大众的想像就是你只要走进户政事务所，就可以变成男的、变成女的”。他强调，免术换证仅是废除强制手术，并非取消所有审查机制，目前法律学界也提出多种制度设计模式。

她指出，欧美近年在跨性别权益议题上也出现反弹，英国部分女性主义学者主张生理性别应是法律上的主要指标，反对“性别自决论”，这类“性别批判女性主义”的观点也有学术论述支持，并非台湾社群独有的恐惧。

刘文认为，台湾目前尚未形成像欧美有规模的反跨性别运动，但随着立法推进，相关争议可能升高，当前的张力不再只是世代之间的分歧，而是部分年轻女性与跨性别者之间的矛盾，同志运动内部也面临越来越多复杂议题，缺乏一致共识。

修法方向

学者陈宜倩指出，废止“强制手术”并非等于跨性别者能自由声明换证，应在制度上设计合理的换证条件。

陈宜倩曾向行政院建议，台湾可采取“弱医疗模式”，手术不再是必要条件，申请人可以有三种方式完成性别变更，包含任何类型的性别介入手术、接受贺尔蒙补充、或取得专业意见书。

全球性别变更制度主要分为三类：强医疗模式、弱医疗模式，以及性别自主认同。伴盟则主张“非医疗模式”，申请人可提供信件、照片或谘商纪录等社会证据换证，不需任何医疗介入，目前法国与卢森堡已采行。

陈宜倩认为，制度最终应朝向“自由换证”发展，即跨性别者仅透过行政程序与自我声明即可完成，不需医疗证明或法院裁准，但推动此制度需经长期社会沟通与政策调整。她在2022年研究中曾建议台湾参考德国与纽西兰的弱医疗模式，如今两地已改采自由换证，反映国际趋势。

伴盟统计，目前全球已有约20国采行此制度，还包括西班牙、美国加州、瑞典、乌拉圭与智利等。

精神科医师陈牧宏指出，过去精神医学曾将跨性别视为疾病，但此一观念近年已逐渐修正。他预测，未来十年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六版（DSM-6）可能会进一步将“性别不安”移出精神科诊断范畴，“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面临精神科医师无法再开立相关诊断的情况”。

他解释，正如现今不会为同性恋开立诊断证明，跨性别也不应再被视为需要医疗诊断的状态。

内政部修法进度

多名学者专家都指出，尽管法院已多次判决该政策违法违宪，未诉讼者仍被迫接受侵入性手术方能换证，凸显台湾现行制度不仅落后于国际趋势，更持续对跨性别者造成实质伤害。

台湾监察委员纪惠容向BBC中文表示，近年接获多起跨性别者针对性别变更制度的陈情，并指出内政部对相关诉求的回应“进度似乎缓慢”。她目前已就此案展开调查，预计将于11月公布调查报告，内容将引用国际人权公约、各国制度进展与学术研究，厘清现行制度是否符合人权保障原则。

对于跨性别者免手术换证的诉求，台湾内政部回应BBC中文，性别变更议题涉及医疗专业与多个部会权责，攸关重大公共利益。自2020年起，行政院委托世新大学进行法制化研究，并于2022年完成报告，政府已召开多场跨部会会议，研商换证条件、程序与配套措施。

在法制化作业尚未完成前，内政部表示将持续推动跨性别友善措施，包括性别友善厕所、公厕改善、大专院校住宿协助指标增列，以及 LGBT+医疗照护指引，以改善跨性别者生活与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