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79周年掀“台湾史补课潮”，新生代如何与历史对话？

当记者问起“二二八”的意义时，大学生陈彦蓉坦言：“我之前想得很简单，觉得这就是段历史，是个可以放假的日子而已。”

这种回应，道出了不少台湾年轻人的心声。他们被称为“民主富二代”，一出生就拥有言论自由与选举权，却未必明白台湾民主从何而来，或是二二八对台湾民主运动史的意义。

不过，台湾社会的氛围近期开始出现变化。以戒严时期政治悬案为题材的电影《世纪血案》引发争议，加上台北101董事长贾永婕等名人高调倡议要认识历史，带动了一股“台湾史补课潮”，希望弥补“集体遗忘”。不仅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相关书籍热卖，国家人权博物馆也在过年期间涌入比去年多五倍的人潮。

尽管如此，许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依旧保有距离甚至选择避而不谈。为什么民主化30年后，历史记忆在新世代之间依然出现断层？在二二八事件79周年之际，BBC中文采访多名年轻人与学者，试图找出答案。

“学校有教，但我不知道”

二二八事件被视为台湾历史上的集体创伤，于1995年被定为“国定纪念日”，却曾有长达40年无法公开谈论。

二战结束后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由国民党接管，对战后台湾造成经济与社会秩序上的冲击，外省人与本土台湾人存在张力。1947年2月27日，因“查缉私烟”而起的警民冲突，隔天引发群众示威，卫兵开枪扫射，全台抗议升级，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及进行“清乡行动”，开启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二二八成为禁忌话题，留下历史的记忆断层。

1990年代台湾解严后，开始可以公开谈论二二八，事件也首次出现在高中教科书。李登辉执政时期代表国家为二二八事件道歉，并推动官方调查，指定二二八为国家纪念日，加重教科书篇幅。

即使如此，新生代对于二二八的了解，也不比前几个世代多，就连二二八遗属，也可能不知道家族曾发生这样的悲剧。

25岁的台北人刘品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向BBC中文说道，之前在家里看新闻时，外婆会把声音转小、窗户关起来、窗帘拉起来，他原本以为每个家庭都和他一样，一直到高中毕业前，无意间得知外婆的兄长在事件中死亡，才知道家人避谈政治、小心翼翼的举措，都是因为创伤。

“这些历史伤痕并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消失，它只会成为家族里面的深刻记忆 。”

在此之前，他对二二八的认识很浅薄。刘品佑表示，高中课程有教二二八，但只有一些片段的资讯，没有太深入的描述，课堂上无法有更多讨论，他对于二二八的认识很不立体，只停留在“查缉私烟”和“乱枪扫射”。

进大学后，他增加更多二二八的知识量，但遗憾也更深，因为90多岁高龄的外婆记忆力衰退，“当我想回头去问这段家族经验的时候，已经没又办法问了。”

和刘品佑一样，1996年出生的台北人陈璿安也说，自己并没有从教育体制里得到关于二二八的知识或公民运动的养分，她就读中学时，是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国民党执政时期，教科书对本土史观着墨不多。“那时候点到为止，讲到有‘清乡’，内容大概两页以内就结束了。”

“老师很重要，那些对二二八有比较多认识的人，都是受老师引导，可惜我在求学过程中，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陈璿安表示，同学们更不会主动提到这个话题，而她就是在这种表面安定的环境下成长。

前国家人权馆馆长、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俊宏以“我们是自己故乡的异乡人”，来形容台湾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无知。他向BBC中文表示，台湾学生对曼德拉、马丁路德金恩的故事耳熟能详，却未必真正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国家暴力，“这不是学生冷漠，而是整个公共知识结构长期缺席的结果。”

陈俊宏直言，即便现在的课纲已纳入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议题，但在实际教学现场，许多教师因为担心被贴上政治标签或遭家长投诉，会以“教育中立”的立场来处理相关教学问题。

“很多人误解教育中立，以为就是什么都不要谈。但不谈政治，其实是最政治的。”陈俊宏解释，威权体制是透过去政治化，将公民驯化为对公共事务沉默的主体，台湾即使已经民主化数十年，仍然没有摆脱威权遗绪。

年轻人之间的集体避讳

即使对二二八有所了解，年轻人也很少公开讨论这个议题。

21岁的高雄人陈彦蓉表示，有些大学同学会在限时动态说，不喜欢有人一直强调这段历史，认为这“有伤和气”，就算是政治立场鲜明、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为了避免争吵，也只会在网路上发文，不会在同侪间表达意见。

在新北市长大的李承瑷，是少数会表达意见的年轻人。21岁的她来自本省人家庭，从小就听父亲说二二八和台湾历史，全家会在二二八当天慎重地纪念这段历史。李承瑷回忆，小学时同学开心二二八讨论去玩的行程，她会质问同学是否了解放假的原因，她甚至从小就会在新闻社群跟人笔战，说明二二八跟白恐历史多重要。

但上大学前，她因为上节目评论政治人物遭网路攻击，让她上大学后变得保守，不再公开发表意见。“我会害怕，怕我不认识的人涌进我的脸书攻击我，而我要陷入解释的混战里，很累。”

李静玟小时候在高雄外公家眷村长大，她从高中就投入校园自治，上大学也积极推广校园白色恐怖历史。她观察到，许多同侪对“二二八”或“转型正义”带有一种本能的抵抗，认为这些辞汇被包裹成了“泛政治”的标签，而台湾人对谈政治有本能的抵抗，或许也源于家庭历史经验或是社会造成的创伤。

“如果你不知道对方的意识型态或立场，而引起他不愉快的话，你自己也不会很舒服。尤其他还是你重视的朋友的话。”

而这种创伤仍普遍存在，在政治受难者及后代身上更为明显。刘品佑表示，童年时，住在台北市中心的他，曾被家人带着经过太阳花运动抗议现场，母亲知道后，对此无法谅解，“可能因为家族经验，她一直不喜欢我谈政治、碰政治”。

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他发现家人投票仍要抢在开门第一时间去排队，只因“深怕自己投票被看见”。

教科书以外的历史经验

刘品佑自从知道自己是二二八遗族后，看待这段历史的眼光就不一样，也开始对校园里的蒋介石铜像和遗照，产生怀疑的眼光。他上了大学后，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的二二八纪念仪式上，和同伴一起抗争，要求蒋万安为二二八道歉。

事实上，对许多年轻人而言，触发他们关心历史的并非传统教育，而是现实社会的经验，包括展览、电影电玩，以及当下的国际局势。

“我在高二的时候，参观了高雄历史博物馆的展览，这才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时候，在高雄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这才让我真正踏进理解二二八的道路。”22岁的许静玟发现，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她熟悉的街头，而她却不知道，这个念头让她心生愧疚，才进一步研究跟了解高雄二二八事件。大学生陈彦蓉则是受香港反送中示威影响，才对二二八事件有感。她说，家人从不谈政治，但升高中时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她那客家背景的母亲因为关心这个议题，产生比较强的社会意识，甚至带家人到电影院观看电影《返校》。《返校》是以白色恐怖时期的告密者为核心的电玩游戏，因为大受欢迎而被改编成电影，在当时成为热门话题。陈彦蓉觉得电影有趣，让她对过去历史产生兴趣。

1996年出生的陈璿安同样对香港的事情有共鸣，从示威、《香港国安法》通过到民主派被大搜捕，都让她对二二八历史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其实就像台湾的白色恐怖，重新在对岸上演”。

陈俊宏教授表示，真正影响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契机往往不在教科书，而在情感经验，“情感上的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读了一本小说或看了一部电影的感动，都有可能触发这个人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

台湾应如何面对历史伤痕？

在历史转折的79周年，年轻世代有着自己的诠释和感受，李承瑷表示自己学习历史更像是一种“解码”当下的过程：“为什么硬币上是这些光头？为什么学校有教官室？了解这些根本原因后，我们才能谈论分歧来自什么？有人该为此负责吗？我们该如何共存？”

在今年二二八前夕，总统赖清德表示，二二八是台湾历史最深沉的痛，再加上威权政府打压，让很多人选择沉默，将记忆埋在心里，以免受到伤害，“面对过去，我们不需要恐惧，只需要真相”，他强调转型正义并非仇恨与意识形态，而是记忆与清创疗伤的过程。

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意见，她指出，228事件的本质，是来自殖民者、统治者的国家暴力滥用，“我们希望还原历史的真相，我们更希望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国家暴力必须得到约束。”

近期，因为电影《世纪血案》争议，以及台北101董事长贾永婕在社群平台上的推广，台湾社会掀起了一股“台湾史补课潮”，不仅台湾史书籍热销，包含国家人权博物馆、中正纪念堂等相关历史展场热门，社群上也涌现讨论热潮：有人逐一分享二二八受难者的故事，也有人提到家人在二二八与白恐的经历，更多人则是坦言过去对这些历史感到陌生且不知情，反思教育问题或自己的态度。

在这波补课潮下，还是大学生的李静玟提出反问：与其受到一部伤害台湾社会的电影影响而去补课，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这门课学好？但她也认为，对这个社会而言，补课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伤痕没有被好好的抚平，历史的真相没有被社会所看见，那这话题争议就会像旧伤复发一样，反复发生。”

长期推广校园转型正义的东吴大学教授陈俊宏，则乐见这次争议带来的补课潮。他认为，这能让原本沉默不谈的历史禁忌，转化成公共认知，对平复集体创伤与强化民主韧性具正向意义。“不过，伤痕要真正平抚，取决于能不能深化理解这段历史，并转化爲长期教育与制度工程，而不是只是短暂舆论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