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打死黑人掀起紐約藝術界的政治抗爭

1983年9月15日，差不多凌晨3點的時候，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正在回布魯克林（Brooklyn）的路上。他剛剛在東村（East Village）的金字塔酒吧（Pyramid Club）玩了一晚上。在第14街第一大道站等車時，這位25歲的年輕人拿筆將自己的大名簽在了車站的一堵瓷磚牆上，被正在巡邏的紐約交警看到，經過短暫的追捕後被抓獲。後來，目擊者報告看到斯圖爾特被銬著打，但扣留他的警察隨後解釋說，斯圖爾特只是在躲避警察的時候摔倒了。由於嚴重瘀傷和心臟驟停，斯圖爾特被送往附近的貝爾維尤醫院（Bellevue Hospital），隨後陷入昏迷，並於13天後去世。

逮捕斯圖爾特的警察都是白人，被控過失殺人、襲擊和作偽證。但那些聲稱親眼目睹了這一事件的目擊者無法確定哪位警官是肇事者，警察罪名被降級——變成了對斯圖爾特在拘留期間被毆打未加干預，並因此接受審判。大陪審團中的一名陪審員決定自己進行調查，影響了整個案件，導致原本應持續7個月的大陪審團調查被迫中止。1985年11月此案進行了二審，警官們被判無罪。

審判後，斯圖爾特的死似乎對紐約藝術界有了一種預示。消息傳開，整個城市的種族矛盾也隨之加劇 ，原本不關心政治的藝術家群體被激怒，重新團結起來。他們對警察的殘暴行為感到憤怒，對進一步被壓迫充滿恐懼，因此開始行動起來。

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的《亂塗亂畫：不為人知的故事》（Defacement: The Story）是最近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開幕的一個新展覽，講述了紐約藝術家對斯圖爾特之死的反應。整個展覽以巴斯奎特的《斯圖爾特之死》（即廣為人知的《亂塗亂畫》）為中心，展出了其他一些有關警察暴行的藝術作品。其中包括哈林（Keith Haring）、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83年，他的一幅關於斯圖爾特之死的絲網印刷繪畫作品登上了《紐約每日新聞》）和社會現實主義藝術家哈莫斯（David Hammons ）（1986，他創作了模板畫《無人動手，他卻死了》）對於這個事件的回應。

與此同時，當時的新聞報道和一些張貼在曼哈頓下城的抗議海報為展覽提供了更加詳盡的背景，記錄了35年前的恐懼和憤怒，至今仍能引起人們的強烈共鳴。當時，警察的種族主義暴行引發了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的運動。

斯圖爾特本人並不是這座城市藝術圈的核心成員，而是徘徊在外圍，等待出路，也並沒有什麼野心。他與東村的許多名人、藝術家、音樂家、俱樂部老闆和電影製作人都有點頭之交。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起，越來越多的人被吸引到該地區。斯圖爾特開始創作一些抽象、色彩豐富的繪畫。他還會參加攝影課程，偶爾做一些模型。

斯圖爾特還涉獵塗鴉，但不像巴斯奎特在建築上噴漆，而是在火車上和牆上留下他的名字，但僅此而已。當然，警察並不關心這種細微的差別。不管是牆上的一個名字，還是地鐵列車上的一幅完整塗鴉畫，對他們來說都一樣。

20世紀70年代末，紐約孕育了整個塗鴉文化。儘管紐約現在的都市風貌令人嚮往，但40年前，人們認為它是「罪惡之城」，這與非洲裔美國人和拉丁美洲裔的幫派文化有緊密聯繫。覆蓋地鐵列車整個側面的塗鴉作品（名為《炸彈》）被當局視為一個特殊問題。政府花費數百萬美元進行預防，以及「拋光」，即用化學溶液清洗火車。

平克女士（Lady Pink）是第一批「街頭藝術」家，但她當時並不理解自己的作品是藝術。「叛逆的感覺真刺激，」她回憶道。「我們想觸犯法律，渴望刺激的感覺，證明自己的勇氣。這些更多是叛逆，而不是想成為藝術家，被稱為藝術家其實有點娘娘腔。」

街頭藝術革命

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拜巴斯奎特等人所賜，人們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塗鴉「藝術家」。以東村為中心，一批位於曼哈頓市區的新派畫廊，在廢舊店面和倉庫中引發藝術創作的騷動。塗鴉很快在這裏找到了歸宿和饑渴的市場。斯圖爾特的死恰好發生在帷幕剛要拉開的時候。因此，他的死被視為是攻擊藝術自由而導致的最可怕結局。

斯圖爾特的前女友馬洛克（Suzanne Mallouk）是斯圖爾特司法委員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該委員會是為紀念斯圖爾特而成立的一個志願游說團體。「我僱了法律團隊，在藝術界籌集資金，」她現在回憶道。「我跑遍了所有塗鴉藝術畫廊，請求捐款。我還從哈林那裏拿到了一大筆捐款，這筆錢是他拍賣一幅畫作的所得。麥當娜在夜店舉辦了一場演出，並捐出了所有收入。」

巴斯奎特與馬洛克有很長一段時間的交情，也認識斯圖爾特，但認為他不過是一個「跟屁蟲」，試圖模仿自己的繪畫風格，甚至是髮型。

然而，也許正因為他們的相似之處，巴斯奎特才會對他的死如此震驚。不久之後，當他參觀哈林的工作室時（具體時間未知），他開始在牆上作畫以表明態度。他很快就畫完了，積攢了滿腔憤怒。這幅作品被從牆上剝離下來，一直保存在哈林的收藏中，直到他1990年去世。

巴斯奎特的悲傷

9月26日，人們在聯合廣場上舉行了抗議，與巴斯奎特同時代的當代藝術家沃納羅維茨（David Wojnarowicz）為這次抗議活動設計了海報，與《斯圖爾特之死》遙相呼應（當時斯圖爾特還活著，處於昏迷狀態）。《斯圖爾特之死》表現的是兩名警察用警棍毆打中間的一個黑色人影。乍看這幅畫，似乎是藝術家在表達個人的悲傷之情，但同時也是對國家暴力的抗議。

古根海姆展覽的特約策展人拉博維耶（Chaedria LaBouvier）在2016年的一次採訪中這樣解釋這幅畫所表現的痛苦，「1983年，我們沒有圍繞警察暴行、白人至上或國家暴力等主題來公開談論這些問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人們都很擔心，只因為你是非洲裔，警察便可以隨意取你性命，且不用承擔罪責。我想巴斯奎特意識到，這件事不僅僅關於斯圖爾特甚至是他自己，而是體現了整個國家對黑人的暴力史。我認為這就是這幅畫所表達的——整個國家對黑人實施暴力有著悠久歷史，已成為美國傳統。」

1985年，哈林創作了自己的作品《斯圖爾特——美國為非洲》（Michael Stewart - USA for Africa），以回應這一悲劇。這幅作品誇張地表現了斯圖爾特被捕時的場景，描繪了他被毆打和勒死的畫面，而此時周圍的人都捂著眼睛。本月，哈林的作品展將在泰特利物浦美術館（Tate Liverpool）開幕，皮（Darren Pih）是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展出了哈林的85件作品。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在種族主義、艾滋病危機和日益嚴峻的核威脅下，哈林越來越熱衷於參與政治。「哈林有種嬉皮士特有的天真，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躍。雖然這些問題很嚴肅，但他總是用明亮誇張的色調表達自己的樂觀態度。」

然而，哈林也很憤慨。這就是為什麼描繪斯圖爾特的作品與他通常樂觀的作品截然相反。在交警被無罪釋放後，他在日記中寫道：「誰殺了斯圖爾特，他們心知肚明。斯圖爾特的尖叫、臉龐和鮮血會永遠縈繞在他們的腦海里，伴隨他們一生。我希望他們來世能飽受折磨，就像他們折磨斯圖爾特一樣。」

與此同時，隨著調查的深入，馬洛克會見了非洲裔美國人社群的領袖，向媒體做了簡報，並與律師進行了交談。律師們安排了一次獨立的屍檢。與該市首席驗屍官格羅斯（Elliot Gross）的官方屍檢不同，這一次屍檢發現斯圖爾特死於窒息。然而，格羅斯說，沒有證據能證明這一點。

令人震驚的是，馬洛克聲稱，斯圖爾特的眼睛甚至在最初的屍檢中被摘除，因為能看出「鎖喉導致的出血痕跡」。她在接受BBC文化採訪時表示：「我向科赫市長（Koch）遞交了一份超過2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調查格羅斯的屍檢過程，因為這顯然是在掩蓋真相。」在收到對警方不當行為（包括虐打斯圖爾特）的指控後，由律師和病理學家組成的獨立委員會對格羅斯的機構進行了調查。結果證明格羅斯並沒有替警察暴行遮掩，但經過進一步調查，他最終在1987年因管理不善被科赫解僱。

在兩名警官被判無罪後，斯圖爾特一家還對涉案的11名男子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提起了民事訴訟。最終，在1990年，在新市長丁金斯（David Dinkins）的領導下，斯圖爾特一家在1990年獲得了170萬美元的庭外賠償，這筆錢由交通管理局（Transit Authority）支付。

平克女士對所發生的一切深信不疑。她清楚地記得斯圖爾特被捕後的第二天，她聽到一名警察在跟地鐵工作人員談這件事。「我當時從學校回家，在站台上讀書等車，然後我聽到一個警察在和交通管理局的員工聊天，跟他們吹噓『昨天晚上我們把這孩子打得太慘了，他的頭都撞到瓷磚牆上了……』我假裝繼續讀書，但其實在偷聽。這五、六個白人一邊講一邊笑，完全就是攻擊性犯罪。」

巴斯奎特的《亂塗亂畫：不為人知的故事》將於11月6日前在紐約的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展出

哈林的作品在泰特利物浦美術館展出，展覽持續到11月10日。

請訪問 BBC Cul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