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來鴻：我的頭巾誰做主？

穆斯林國家，婦女的頭巾有著重要的象徵性意義。BBC記者沙里爾回憶自己戴上頭巾、摘掉頭巾、再戴上頭巾的心路、歷程。

通過我們家那些1950、1960年代的老相冊，也能看出埃及的社會和政治變化。這並不僅僅是通過男人看出來的—許多男性親戚都穿著軍服，而是通過女人。

你看那幾張，她們穿著短袖連衣裙，腰部收得很合身。幾個年輕一些的女性，裙子居然短到膝蓋之上。還有，瞧瞧她們的髮型！

我的姨姨、嬸嬸和她們的朋友就算只是出去購物、去上學，都梳著精緻、美麗的髮型，看照片就像是看經典懷舊的美容雜誌。

時過境遷。到了1980、1990年代，更嚴厲的伊斯蘭瓦哈比教義不斷流入埃及。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工作的數以百萬計的埃及人將瓦哈比帶回了祖國。

伊斯蘭政治運動的根據地也不斷擴大，最明顯的就是穆斯林兄弟會。沒多久，我們家所有的成年女性都戴上了頭巾（hijab）。

信奉伊斯蘭教的女人是不是必須戴頭巾？這個辯論漫長、複雜，有時候甚至充滿敵意。

《古蘭經》中有一段經常被人提及，其中敦促穆斯林婦女蓋住頭部和胸部一部分。但是，伊斯蘭學者對其有不同詮釋。另外一點無法他們達成共識的是先知穆罕穆德的一段講義，其中，他指著婦女的面部、手部，意思是除此以外的其他部位都應該蓋住。

我直到20多歲才開始戴頭巾。並沒有人強迫我這樣做。不過此前好幾年，媽媽一直向我施加壓力。

媽媽會問，「你還等什麼呢？要是你碰上事怎麼辦？」她會指著我身上的體恤衫、長褲接著問，「你就凖備這樣去見安拉？」

有時候我會點點頭、笑一笑走開。有時候，我會和母親爭辯。

但是，我內心深處已經被打上烙印：戴頭巾是應該的、正確的。因此，在2002年年底，我決定到了該「幹點正事」的時候了。

此後10年，我搬到倫敦、開始在BBC工作，其間一直戴著頭巾。

我的信條是，「我是BBC記者，而不是戴頭巾的BBC記者。」

我走上銀屏後，BBC以外確實有人「挑了眉毛」，「BBC怎麼能允許戴頭巾的女人外出報道？」所幸的是，我的主編從來沒覺得頭巾是個問題。

去年，我經歷了一段非常個人、非常隱私的歷程，反思我信仰的許多方面：教義、規矩，我的做法是出於虔誠還是習慣？

個人信仰我想公開展示到什麼程度？最後，我向自己提出了這個最嚴厲的質疑：摘了頭巾，我就不那麼穆斯林了嗎？

我得出的最終答案是：不會。

猶豫了好幾個月以後，我決定摘掉頭巾。我用了好幾個小時才收拾完畢，到了該戴上頭巾的時候，我沒戴。

10多年了，我第一次開始考慮髮型有什麼問題沒有？那些白髮怎麼辦？下雨了怎麼辦？

該出門的那一刻非常困難。我用了半個小時才走出家門。我不停地回頭照鏡子，不停地反問自己，你確信嗎？

最後總算走到大街上，我的腦海中湧現出數不清的念頭。也許，上帝會懲罰我這樣做？大街上的人會不會盯著我問，「沙瑪！你幹什麼呢？」

當然了，這都只是想像。大多數朋友、家人、單位同事雖然可能感到好奇、但都很支持。有人表示失望。社交媒體上還有人批評我放棄宗教信仰。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我還是穆斯林，只不過不那麼「表面化」了。

讓我感到最害怕的反饋來自家人。一位親戚打電話給我說，「安拉，你是我們的主人，你是我們的歸宿。」

這段禱文通常是在有人死了、或者在發生大災大難的時候才會用。

現在，我剛剛度過的不平靜的這一年又增加了一個新挑戰：我換了工作，出任BBC巴基斯坦記者。

在巴基斯坦一些更保守的地區，出於文化、安全原因，我還要戴頭巾。

真好笑。我總算鼓足勇氣摘了頭巾，現在卻要又戴上----至少部分時候。

還好，我沒有把原來那些頭巾全部扔掉！

（編譯：蘇平 責編：尚清）

BBC在世界各地派駐的大批記者在密切跟蹤國際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時，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了解所在地區的人文、社會、自然等各方面的情況。《記者來鴻》欄目就是這些記者從世界各個角落髮回的隨筆、感想，希望這個欄目可以成為您了解世界的小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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