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巴西之前，一直试着联络采访巴西球王贝利，或者罗纳尔多。眼看在圣保罗的行程已经过去了一多半，仍然没有得到贝利和罗纳尔多方面的任何消息。
但当我在圣保罗采访一位从事足球生意的巴西华人约瑟夫的时候，偶然提到想采访贝利很不容易时，他建议我不妨在里约热内卢时去采访济科(Zico)。
说实话，对我这个足球盲来说，虽然济科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但了解得很少。同行的翻译说，其实济科是个不错的采访对象，因为采访贝利很难，而且要想采访他，还需要付费。后来得知，10月24日是贝利70岁的生日，他一共收到了300多家媒体采访的要求，一律拒绝。罗纳尔多也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一是他口才本来就不好，二是怕说错话，糟人家批评。
赶紧上网搜寻有关济科的资料，他其实在巴西鼎鼎有名，而且有“白贝利”之称。同时，由于他曾在日本执教多年，训练日本足球队，中国球迷对他也相当熟悉。
约瑟夫与济科有私交，一个电话打过去，济科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而且马上定好了采访的时间与地点， 就在济科的足球学校进行。
察看了一下里约的地图，发现济科的学校在里约热内卢的西区，距离我的饭店非常远，开车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因此决定早点出发，千万不能迟到。临行前，我的翻译建议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毕竟济科也并非无名小辈。
电话打过去，就见我的翻译又摇头又翻白眼，放下电话跟我说你肯定济科答应今天下午接受你的采访吗？因为济科的新闻官说，他不知道有此事，而且济科今天也不会去他的足球学校。言外之意，是不是我被圣保罗的约瑟夫给忽悠了。
我解释说，也可能是济科的新闻官不知道，因为采访是约瑟夫直接跟济科联系的，而不是象通常那样先通过新闻官联系。我的意见是直接过去，到那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我的翻译不同意，他说，还是先弄清楚，省得白跑一趟，而且路途非常远。于是，大家就开始打电话，我给约瑟夫打，又直接给济科打，都没人接。我的翻译接着再给济科的新闻官打，忙做一团。
我的翻译再与济科的新闻官联系，新闻官告诉他，济科的妻子入院，临时改变计划；一会又听说，济科同意作采访，但时间改在晚上。地点改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建议我们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进行采访。我终于与约瑟夫通上话，他说济科很守信用，答应了的事不会取消。建议我们还是直接过去，以防万一有误会。
这时，我的翻译继续与济科的新闻官联系，又通知我说，采访定在晚上9点，在济科的家里。而现在则是下午2点半，我跟翻译建议说，我们还是直接打车去济科的足球学校，因为可以拍些照片，再说济科的家与足球学校在同一个方向，反正也要过去，还不如在那边等。
济科的足球学校和家都在里约热内卢的西区Barra，这里也将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主要场馆之一，据说届时奥运村和新闻中心都会设在这里。途中路过不少富人的豪宅以及里约知名的贫民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富人区和贫民区相互为邻，不象圣保罗那样界限分明。
Barra相当大，我们的车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济科的足球学校。走进足球学校，也没有人阻拦我们，这里一共有5个足球场地，有两个场地有一些少年班的学生在踢球。
走进主楼，到处陈列着济科所获得的无数奖杯、各种图片、资料等，简直就是一个济科博物馆。
拍好了照片，时间仍然很早，于是我们决定在济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等，免得天黑找不到。在购物中心中，我注意到很多陈列的商品上的标价有两种，一种是总价值，另一种则是每月的价值。我的翻译介绍说，这是巴西政府鼓励“穷人”消费的措施，人们可以用信用卡赊账，每月偿还一部分，直到还清为止。利用这种方式，许多“穷人”可以购买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等，而在政府的调查中，根据家中所拥有的一些硬件给你打分，这样许多人都从比如C级升到B级，继而晋升到中产阶级，至于西方所认可的中产阶级的水准诸如教育水平、有车、有房等都不重要。
就在我们在购物中心中闲逛，打发时间时，我的翻译接到济科亲自打来的电话，跟他确定采访的时间与地点。而我的手机里也有9个没有收到的电话，前面介绍过巴西手机的信号不好，经常收不到信号。而我翻译手机的电池耗尽，幸亏还能收到济科的电话。
驱车来到济科家时，天色早已全黑。汽车驶入有人把守的一家私人车道，不一会就到了济科的家，他家的仆人早已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尽管时间还不到9点钟。我们坐在客厅里等待，济科从楼上一下来，首先是道歉，解释，原来他的妻子临时有事要去纽约，济科去机场送行。
济科给人的印象相当亲切、随和。整个采访非常顺利，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详细介绍。采访后，济科还派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到出租汽车站，考虑得十分周到。
圣保罗是巴西的第一大城市。因为它的地势较高，因此要比里约热内卢凉爽。据说，30年前，这里的气候比较潮湿，经常下着毛毛小雨，但听我的翻译说，现在由于周围森林的减少，气候越来越干热。
就我所能看到的城市面貌，它和其他的大都市区别不是很大，高楼林立，交通拥挤。但现在正是圣保罗春末夏初的时节，街头、公园里随处可见各种高大的树木，而且都是鲜花满枝头，多数为紫色、粉色、红色为主，非常浪漫美丽。
我在这里碰到的游客并不多，主要是出差的公务人员。虽然也有地铁和公共汽车，但这里的中产阶级大多数自己开车，因为他们说这里的公共交通并不太好。
出发前作了一些研究，在中国和巴西合作的一些项目中就专门有帮助巴西投资建设它的基础设施。表面上倒看不出什么落后，但是跟当地人以及后来接触的一些华人聊起来，他们说跟中国的大城市相比，这里的通讯落后，设施不好。给我做翻译的杜维先生由于繁忙的工作日程，经常要使用手机，但手机却经常出问题，使他很苦恼。
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为了方便联络，来巴西前特意买了一部能在巴西用的手机。但我需要在这里买当地的Simcard, 就为了买这个卡，我和我的翻译在商场里整整转了2、3个小时，试了3家店，最后终于在一家店里买了卡，又在另一家店里买了充值。
再说银行，圣保罗的银行不少，我想得很简单，需要用钱的时候，只要去银行的提款机上去取就是了。这里的银行一般在下午4点停业，但在前几天一直有采访，还没来得及取现。到了星期五才匆匆赶在银行下班前去提款，先试了几个提款机，都说不收我的卡，换一个卡也是一样，只好到柜台办理，但没想到过了几分钟，银行人员对我说，不可以，让我们再去试其它的银行。
又找到一家汇丰银行，总算取到了钱，但每天最多只限提1000巴西雷亚尔，接下来的2天是周末，银行休息。弄得我现金短缺，害得我在飞里约热内卢之前又早早跑到汇丰去取款。
把卡放进去，一步步操作，还算顺利，但到最后取不出钱，如此折腾3次都是一样，让我稍后再试。我猜或许是机器里没钱了。又去试另一家银行，还是拒收我的卡。正在绝望中，看到了美国的花旗银行，总算顺利取到了钱。
但圣保罗也有它的优点。圣保罗人彬彬有礼，跟人保持应有的距离，人们处事接物更专业化，也比较守约，但在里约热内卢听说就完全不同了，人们可以比约会的时间迟到2个小时，最后来不来还不一定。
巴西人也很友好，问过这里的一些华人，都觉得相对来讲这里的种族歧视现象要比欧美好得多，尤其是如果你会说很好的葡萄牙语，愿意和当地人交往。他们的包容性很大。
巴西的自然资源丰富，从矿产、石油、森林应有尽有，并有世界粮仓之称。巴西人有句话说，在巴西再穷也饿不死。这里从来不缺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我住的饭店每天早餐都有新鲜的木瓜、西瓜、菠萝等。外面的小吃店和餐馆也是一样。而且，这里的橙汁都是现榨出来的。
圣保罗人说，里约有海滩，我们有博物馆和画廊。
为了《世界看中国》节目，我来到了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
我在圣保罗的联系人对我说，他为我联系了巴西的唯一华人国会议员巫威廉，时间是当地上午11点，而我的飞机要到当天的早晨7点才降落，时间很紧。而且，据说圣保罗的交通堵塞情况极其严重。所以，心中默默祈祷，飞机千万不要晚点，而且下飞机后不能去饭店，要直接去采访地点。
早早来到了机场办理登记手续，但发现其实等待办手续的人并不多，心想，看人家巴西人，就是悠闲自在，一点都不着急。本来没几个人排队，但却很慢。终于轮到我了，首先被问的一句话是我愿不愿意改天再飞，因为飞机满员，他们可以提供住宿，外加给400英镑的现金补偿。但我说不行，因为有采访任务。
在过安检时，机场的工作人员还要拿相机给乘客拍照，心想这可能又是一项新的安检措施。但到了圣保罗才知道，这可能是巴西特有的项目。因为在我们去被采访人的地点时，往往在通报了姓名之后，接待处除了要察看我们的证件外，还要拍照，相机类似于英国移民局使用的那种。我的翻译说，这是侵犯个人的隐私，但时间长了，也就听之任之了。
临行前，在伦敦的巴西朋友为我安排好了出租汽车司机去机场接我，因为她说，我一个外国人，又不懂巴西的葡萄牙语，最好不要自己在机场打车。早就听说圣保罗的治安不太好，因此做好了小心谨慎的准备。
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目的地，飞机晚点了大约30分钟。当我办好一切手续出来的时候，却找不到来接我的司机。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位类似保安的男子忙前忙后地帮助我，但无奈他不会讲英语，问询处的小姐虽然可以讲英语，但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且告诉我她不能帮我打电话。
折腾一圈，保安人员带着我来到机场的公共电话，并拿出自己的电话卡，让我联络我的司机以及翻译。试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到了我的司机，但他也不会讲英语，只好让他和保安讲话。
通完话我问保安，我的司机在哪，因为语言问题，他说没来，心想这可糟了，肯定误了采访，但看他的手势，好像我的司机就在机场附近，等了几分钟，我的司机终于来了，谢天谢地！我使劲的感谢这位保安，但他用手做着手势，嘴里说着：dollar,dollar(美元，美元），我正在犹豫，心想这不是他的份内工作吗？原来还要钱呢？而且保安脸上已经有点露出不悦的表情。好在这时我的司机赶紧掏出钱递给他，才免除了我的尴尬。
这又让我领略了巴西人的精明和经济头脑，但首先一点我需要肯定的事，他们非常友好、热情，但是我接触的几乎每个人都很会算计。
我跟司机比划着说，不要去饭店了，先去采访地点，并表示要借他的手机给我的翻译打电话，但他也拿出自己的电话卡，让我用，却不肯给我他的手机。我心里猜想可能在这里打手机一定很贵。后来我的翻译证实说，的确是这样，而且他抱怨说，巴西的手机费不但贵，而且信号十分不好，这一点我早有所知，因为我在伦敦试图联系他们时，往往手机信号很弱，互相根本无法用手机沟通，干着急！而且巴西的手机由几家大公司所垄断，没有什么竞争。
坐上出租车，心里盘算着如果晚了怎么办，正在这时，我的司机收到了我翻译的电话说，计划改变，采访改在下午了，直接去宾馆吧。
到了宾馆，被告知，要下午2点才能入住房间，在我的请求下，他们同意让我稍微早点入住，但我要补交半天的房费。我说才让我提前两三个小时，就要收半天的钱，不太合理吧，他们想了想说，好吧，可以免收我的钱。
到了房间，赶紧安顿好，又接到翻译的电话说，你能不能中午作采访，计划又变了。当然可以了，人家是国会议员，当然很繁忙，能挤出时间接受采访就已经难得了。
匆匆上路去采访巴西的唯一华人国会议员巫威廉，他是位非常健谈的政客，屋里有许多他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包括中国主席胡锦涛、台湾总统马英九等。我在今后的报道中会详细介绍采访的内容。
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来这里的外国人主要是公事和出差的较多，而里约热内卢的游客就非常多，两个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和特点。我在以后的节目中再来介绍。
每年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日子，我们的办公室都会很忙。
如果有中国人被提名，就会更忙一些。提前几天就要准备好被提名者的材料，联系各方人士，以便在公布后的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当然有可能会“白忙一场”。两年前有人预测中国维权人士胡佳有可能获奖，我们做了准备，但最后获奖人不是他。
每年都有一些中国人被提名，但是今年似乎有些不同之处。
十几天前，提名者之一刘晓波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先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对媒体说曾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然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和平奖如果授给刘晓波就是违背诺贝尔奖的精神等等。英国一家博彩公司也站出来说看好刘晓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才能报好这种“突发新闻”。
我们打电话给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刘晓波被捕后、被判刑和上诉失败之后，我们都曾和她做过采访。
这次打了几天电话都打不通。
我们找到了刘晓波在被捕之前接受BBC中文网采访的录音。最后一次是2008年8月6日。讨论的题目是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当时索尔仁尼琴刚逝世不久。
我们找到了2006年刘晓波为BBC中文网一个专栏撰写的文章。题目是“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在对刘晓波的判决书上，这篇文章和几篇其它文章被当作他“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
我们准备了对刘晓波的详细介绍。
10月8日上午9点55分，办公室的电视机锁定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仪式的现场，大家各就各位。
10点08分，我们就把刘晓波获奖的新闻发出。
随后我们紧跟各方反应，从中国政府的谴责，到人权组织和达赖喇嘛的欢迎。还有多国政府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
我们设立了论坛，让网友谈他们的看法，几小时之内收到几百个帖子，可以说是近期内反应最热烈的新闻事件。和听众联系的信箱里更是不断收到邮件。
我们试图联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电话就是打不通。听说BBC北京记者站派人去刘霞住处，争取采访到她，一时感到有希望。但是几小时后接到消息说，记者去了刘霞住处，但是刘霞没有出来。所以空手而归。
当天晚上在电视里才看到当时的情景：上百名记者聚集刘霞处所外边，希望她能出来接受采访，但是外边有很多警察，所以她没有出来。
好在我们找到了刘霞在几天前接受BBC采访的视频，发表在网上。
我们给中国驻英使馆新闻参赞发电子邮件，希望联系采访，得到他们的反应。
我们采访了一位08宪章的签署人和一名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他们为刘晓波获奖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里程碑。
我们采访了身在海外的另一名异议人士，他认为有比刘晓波更合适的人选。
我们给中国的听友／网友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反应。大部分都感到激动，也有人认为不可理解。
这些不同的反应和观点都在10月8日发表在BBC中文网，也出现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
可以肯定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它的影响，它对各种人带来的震撼和反思，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从各种渠道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坚守岗位，继续报道分析这一切……
“你去过日本的神社吗？” 20岁初头的渡边芙美问我。
我刚到东京，虽然这里很多地方都有神社，可是我还没有时间去呢，我对她这样说。
渡边芙美是四位接受我访问的日本大学生之一。其他三位是伊藤梨纱，越田香苗，高梨杏奈。她们都是明治学院大学的三年级本科生。
这次来日本是为了制作BBC中文网《世界看中国》的日本系列。 下午采访完这四位大学生，晚上请她们吃饭，在饭桌上就有了以上的对话。
提到神社，我把话题转到靖国神社。
“你们清楚靖国神社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涉及的争议吗？”
“从媒体报道中知道好像每次首相去参拜都被反对。靖国神社是管什么的神社呀？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呢，”越田香苗说。其他三人也都摇头表示没去过，不知道靖国神社具体在什么位置。
看到我很诧异的样子，这四位大学生叽叽喳喳讨论起来。高梨杏奈说，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死者中包括战犯，日本领导人来这里参拜 ，所以才引起争议。
越田香苗似乎并不十分清楚：“那里只供奉战犯吗？”。“不是，其中包括战犯。如果把他们移出去，首相再去参拜就没问题了，”高梨杏奈说。
伊藤梨纱说，神社的作用是保佑某一方土地，所以大家都去当地的神社。越田香苗说，“日本人去参拜神社一般就是求利益，求神保佑，比如求学习成绩好啦，求恋爱运势强啦，很具体的。我去过明治神宫，因为那里去的人最多，是有名的地方。”
“战争是不是很可怕？”我问。
战争是很可怕的，她们四个人一致这么看。
伊藤梨纱提到两枚原子弹在日本爆炸造成的伤害。她小时候去参观过广岛的原爆纪念馆，那种沉重感一直留在心里。“但是老师教导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要关注现在，关注未来。” 她说，她完全赞成老师的话。高梨杏奈说，中学时代去冲绳参观战争遗址，也感到战争可怕。“当时参观防空壕，我都没敢进去，只好呆在大巴上等同学们回来。” 越田香苗说，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刚好在暑假期间，但是上小学时，每年的这一天都被设定为返校日，必须回到学校观看反战动画片，看很多反映战争惨状的图片，所以，我们从小就接受战争可怕的教育。
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她们问我对找工作有什么忠告。我说世界在变化，铁饭碗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这对你们80后和90后一代是挑战，也是机会，你们要学会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已经晚上9点多了，渡边芙美抱歉说要提前走，因为还要到一家餐馆打工。
与渡边道别，又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其他三个学生，和兼为我做翻译的朋友文雨，都觉得到时间到了，该走了。高梨杏奈的家较远，乘电车需要两个小时，到家要接近半夜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还要赶回学校上课。
对这四位大学生来说，今天她们显然过得很充实，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