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來鴻：一個良心記者需要擔心的時代

去年，至少有40名記者，很可能多達80名，因公殉職，其中不少記者是襲擊目標，也有的在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衝突中殉職。然而在歐洲也有記者被謀殺，其中包括在馬耳他從事新聞報道的記者達芬妮·卡魯亞娜·加利西亞（ Daphne Caruana Galizia ），她在一次汽車炸彈襲擊中遇難。在她遇害一週年之際，在馬耳他首都瓦萊塔有數千人為紀念她而守夜。BBC記者約翰·斯維尼目睹了瓦萊塔的守夜儀式。

在達芬妮·卡魯亞娜·加利西亞遇難一週年之際，7,000多人在首都瓦萊塔的主要街道上為她舉行紀念守夜。所有人都舉起手機發出閃光——在這座古老的城市中舉行非常21世紀的紀念守夜。或許尼古拉斯·蒙塞拉特（ Nicholas Montserrat ）的小說《馬耳他的卡皮蘭》（ The Kappilan of Malta ）中這段描寫，最形像地反映了此情此景：

「現在只剩下沉默：沉默與和平，和用金石包裹的歷史感。」

馬耳他的人口有40多萬，可以說本周參加守夜祈禱的人數只佔很小的百分比。周二的晚上，我們將點燃的蠟燭和鮮花放在馬耳他最著名的一座紀念碑前——紀念1565年小島國馬耳他抵抗強大的奧圖曼帝國的戰役。

紀念碑的台階上擺滿了對達芬妮的紀念物。她在生前曾多次發表對政府的批評報道，指稱該國總理約瑟夫·慕斯卡特（ Joseph Muscat ）腐敗，指稱總理夫人是曾經從阿塞拜疆總統家庭接受貸款的一家公司的真正老闆，指稱政府經濟部長克里斯·卡多納（ Chris Cardona ）曾逛過一家妓院，等等。所有被指稱的人都予以否認。在她被害時，她面臨47項誹謗罪指稱。在馬耳他，很奇怪的是人們可以起訴死者，死者（和其家庭）仍將面臨大約30起誹謗罪起訴。

也許是巧合，政府這段時間在馬耳他紀念碑前搭建起一大塊塑料屏障，意思是說「正在裝修」。沒關係，周二晚上，鮮花和蠟燭都擺放在紀念碑的台階上。來自倫敦、羅馬和東京的記者，以及國際言論自由組織的代表在悼念活動結束後離開馬耳他。周五早上，所有的紀念物都被清理，就像對達芬妮的悼念活動根本沒發生一樣。

這種情況我早已領教過。事情發生在莫斯科，2015年當反對黨政治家波里斯·納斯索夫（ Boris Nemtsov ）被暗殺時，他的朋友和支持者每天晚上都擺放鮮花和蠟燭紀念他，但之後克里姆林宮的清潔工總是把現場的一切都清理乾淨。然後納斯索夫的朋友再來，清潔工再把紀念物清理走。我想我的記憶是凖確的，一共192次。最終，克里姆林宮放棄了，現在納斯索夫的紀念處倖存下來。

馬耳他政府要追趕這個紀錄，還要努一把力。

殺害達芬妮的兇手到底是誰仍不清楚。有3個人被逮捕，他們一直否認有罪。但到底是什麼人在幕後發起這一襲擊事件？一直沒有線索。有報道指稱說，經濟部長克里斯·卡多納曾在暗殺事件發生前4個月的一次活動上見過三個嫌疑人之一，並在暗殺事件發生後幾周內在一個酒吧裏再次與此人相會。

卡多納矢口否認曾經見過此人。

今年4月在倫敦，我試圖問馬耳他總理約瑟夫·慕斯卡特他是否仍然支持卡多納，但被他的保鏢推開了。

所有有關人員都否認有錯。

過去一年裏，有3名記者在歐洲被害：達芬妮，斯洛文尼亞的簡·庫奇亞克（ Jan Kuciak ），最近還有保加利亞的維克多利亞·馬力諾娃（ Viktoria Marinova ）。當然，還有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案件。我完全不懂沙特的官方解釋，似乎卡舒吉在沙特領事館自己砍掉了自己的頭。

當然了，所有有關人員還是都否認有錯。

事情顯然已經很糟了，但我的心情更加沮喪。2016年夏天，我在紐約訪問過一個很有名的記者韋恩·巴雷特（ Wayne Barrett ），他患了癌症，處在死亡的邊緣。上世紀80年代，他曾報道過特朗普與一些犯罪團伙有關聯，質詢黑社會頭子"胖東尼"（ Fat Tony Salerno ）把水泥賣給修建特朗普大廈的買賣。我問韋恩，如果特朗普最終當選總統會怎樣呢？

韋恩說，"我很擔心，非常擔心。"

韋恩的擔心是對的。這個自由世界的領袖一再妖魔化記者。現在，殺手已經拿到了報酬。如果你是一個找麻煩的記者，在這個時代，你得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