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中國：南周事件-社會的新抗爭

南方周末事件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權力與社會的矛盾。

如果說2012年中國歷史開始於王立軍闖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那一刻，那2013年中國歷史的開始就是南周事件。前者發生在政治領域，涉及政治各派系之間權力鬥爭，影響到十八大人事安排，對中國影響深遠；後者則發生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權力與社會的矛盾，預示著在上層權力安排塵埃落定後中國下一步矛盾衝突的核心所在。

挫折感中的抗爭

南周新年獻辭被刪導致編輯記者忍無可忍進而抗爭 , 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奧援，釀成事件。對此，我們須將其放到十八大前後整個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中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的矛盾激化，改革停滯不前，各種挫折感，不安、焦慮、憤怒充斥，人們雖不希望社會動蕩，但也越來越無法忍受官場的貪腐無恥，保守無能，渴望發生些深刻、符合期望、能夠帶來新鮮氣息的變革。十八大前，人們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人事變動上，將這種期望至少部分地寄托在新的領導人身上，希望新的領導人能夠順應歷史，回應這種要求。

習李上任後的一系列舉措得到人們的好評，也因此刺激了人們對中國進行深度改革的渴望。但一個多月後，這種期望開始在一部分人中退潮，本來就存在的不信任、悲觀、對中國能否進行一場和平變革的懷疑再次浮出。

官方自我感覺良好的一些新舉措、新說法，在一些人看來不外乎是場政治秀、「新忽悠」，對網絡實行實名控制，網絡反腐調子高而實效少，維權人士繼續受到打壓，尤其是在高調宣傳憲法的重要後卻對南周「中國夢，憲政夢」新年獻辭、「炎黃春秋」提倡憲政共識的社論等憲政主張進行打壓，讓許多人頓生挫折感甚至憤怒，南周抗爭由此而生。

南周事件，是人們某種不耐、挫折感的一種反映，是對習李的某種政治觀察和測試，更是一種反抗和警示。如果執政者不能正確理解其中所蘊含的內容，人們可能會以比對當年對胡溫新政還要快的速度對習李新政失去興趣和信心。因為，社會危機的程度已遠大於當年，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認識也不是可與當年同日而語。

習李切不可以為拿些老套數，或某些不痛不癢的新做法能應付局面。某些做法十年前拿出來做，可能贏來更多的掌聲，換取許多政治資源。時過境遷，在今日就或許已大幅貶值，無法謀得主政者預想的收益。如果對此缺乏了悟和認識，那將是主政者的災難，也將釀成民族的災難。

社會的新衝鋒

十年前，在與意大利著名企業家，《共和報》的老闆 Carl De Benedetti 的一次談話中，他請筆者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略加思考，筆者的回答是：社會與國家間的疏離。十年來，筆者也在不同的場合再次重覆此一觀點，且認為更加嚴重。從此次南周事件中，我們也再次看到這一點。

毛時代的極權統治，國家吞噬社會，社會失去自主；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恢復生機，一定程度尋回自我，但依然沒有掙脫國家的某種控制。毛雖去，但毛時代的許多管理社會的機制依舊。在全球化、互聯網、市場經濟日漸發展，都市中產階級、受過高等教育、視野不斷擴展和主體性格日增的年輕一代崛起的情境下，這些機制顯得陳舊落伍，專橫霸道，不斷受到置疑和挑戰，實屬必然。

在三十年的歷史演變中，中國的社會以各種形式不斷地發起抗爭、衝鋒，試圖從國家的掌控中掙脫，獲取更大的自主空間。國家在不斷對這種要求進行壓制中，也不得不與社會做出某種妥協和調整。

但遺憾的是，從根本上來講，國家體制依然沒有跨出改革的關鍵性的一步，與社會發展相協調，構築成一種建設性的良性機制；那種極權時代的政治邏輯依舊，試圖控制重要的信息、物資和資金資源，強固權力機制。在一些利益集團相當程度上把持操控了國家機器的今天，這既是貪腐惡性發展的制度成因，也是國家與擴展中的社會不斷衝突的根源。

在國家（與利益集團）不願做出更大讓步和調整、社會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可以預見的是，這種衝突就將每日愈增，直到達至一崩解爆炸的臨屆點。而如果國家能夠主動改革，恰當地回應社會的要求，這種衝突或許就是造就一種良性結果的動源，推動一種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型塑。

權宜之計還是新思路

儘管在「南周事件」上可以觀察到社會的某些分裂，但大體上，人們對南周的支持，對蠻橫專斷又缺乏水準、在人們心目中很能代表當代官員形像的庹震的反感還是主流。而支持南周的階層，從整體上看，是中國社會中最具活力和才能，最能代表未來的一些階層和年齡層的群體。從一種歷史的角度來審視，喪失掉這些群體的理解和支持的政治力量是絕對不可能有未來的。

也因此，在既不想讓人們徹底失望，毀掉剛得到的一點美譽，失去這些群體的支持與維繫現有權力體系之間，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政者在南周事件上採取了某種妥協，證之以往的經驗，這可算是社會的某種局部性勝利，但卻是一種不能樂觀的勝利：因為從這事件中官方所表現出的蠻橫，將事件定性為外部勢力干預等傳統思維依舊，事實上存在的對支持南周者的某種打壓和秋後算帳，都證明這個體制包括其官員們依然在舊有的權力軌跡和邏輯裏運行和思考。權宜的處理手段，可能帶來好的萌芽，也可能暗藏倒退的危險，這都有待觀察，無法說明本質。

改革與共識

近一段來，人們常談及重建改革共識的問題。但事實上，改革的共識某種意義上是存在的或者說是非常易於浮出展現的：就是實行憲政，落實憲法，由此達成社會與國家關係的制度性重建，左中右在憲法的框架內按照各自的觀點和立場進行博弈、互動達成制度性的妥協。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就是筆者提倡的公民的＂權利增量＂。這是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所在，也是測試改革是否真正展開、能否進行的標準。

在這一點上，相信那些被封了網站的極左派也不會輕易反對，而最激進的改革派也能找到發力的著力點。從所謂十八當代儒者就南周事件所發佈的公開呼籲看，即使過去一段代表文化保守主義一翼，對所謂的西化持相當的保留態度的人士，在此問題上，雖引用的是中國古代的資源，但所主張的公民有表達和批評政府的權利的立場，事實上已經與自由派的主張毫無二致。

社會多元分化，因此才需要找到一種能允許多元共存的制度框架；而意見的多樣，才需要有所謂共識的形成。當下，形成改革共識的最大障礙在既得利益集團，在權力架構的掣肘和執政集團的保守心態。實行憲政，落實公民應有的權利，建設法治國家，中國重建文明的希望就現實可期；反之，如果將憲政共識像庹部長扼殺「中國夢，憲政夢」獻辭那樣扼殺，中國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將進一步激化，那是毛式的國家機器如何強力鎮壓最後也無法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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