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年掃黑除惡迎「中考」：暴露的問題與前景

中國自2018年1月發起「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為期三年。一年多以來，從一線城市到鄉鎮街頭，「掃黑除惡」的標語屢屢見諸中國各地。

在這項席捲中國的鬥爭時間即將過半之時，中國全國掃黑辦於4月9日首次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由四個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掃黑除惡鬥爭所涉刑事案件的四個意見。有專家向BBC中文表示，此時發佈這四個意見顯示，中國官員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諸多問題。

暴露問題

據新華社消息，中國全國掃黑辦9日發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四個意見，涉及掃黑除惡鬥爭中四個方面的問題，具體包括「惡勢力」刑事案件、「套路貸」刑事案件、「黑惡勢力」刑事案件中的財產處置、以及「軟暴力」刑事案件。

四個文件出台表明，在中期到來之際，這場鬥爭面臨的要求已發生變化。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在發佈會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中國起訴涉黑涉惡犯罪案件共計14226件，涉及79018名人員。目前大批涉黑涉惡案件已陸續進入起訴、審判環節，這對「凖確適用法律法規」提出了更高要求。

「現在發佈這些文件表明，處理這些案件的官員在操作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告訴BBC中文。

「如果過去一年多的掃黑運動效果非常好，那（他們）也就不需要出台這些文件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銳生向BBC中文表示。

在各地具體執行過程中，出現過不少有爭議的規定，且對黑惡勢力也有自己的解釋。比如山東省檢察院去年「下指標」，要求當年每個基層檢察院至少處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則年終考核一票否決。還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陘三地，將家中獨生子女去世的「失獨家庭」列入掃黑除惡「重點監察對象」，山東濟南警方在界定「黑惡勢力29種常見外在表現形式」時，在第一條便指出相關人員的特徵包括「佩戴誇張金銀飾品炫耀的人員和以兇獸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員」。

新出台的四個文件對「惡勢力犯罪」有關概念給出了界定標凖，也對這些案件的處理方法作出規定。穆邱瑞認為，這四個文件的基本作用是向警方、檢方及法院就界定及處理「犯罪組織」提供指導。這可以讓基層官員與鬥爭的整體目標及方向保持一致，同時繼續向公安系統強調掃黑案件的重要性。

曾銳生指出，縱觀四個文件，看上去像是「全盤都打」，但其實只是集中在表面問題，沒有觸及核心，而這也真是這場「掃黑運動」的問題所在。「要掃黑就必須要打掉組織，打掉保護他們的腐敗官員。如果做不到這兩點，那就沒有在做什麼有效的工作，」他說。

習近平時代的掃黑除惡

這場掃黑除惡鬥爭與習近平發起的反腐運動聯繫密切。2018年1月下發的《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中指出，要把黑惡勢力犯罪同反腐敗、基層「拍蠅」以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相結合，是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雖然從公開資料不可能了解這些措施是如何執行的，但這場鬥爭絶對產生了大量的調查和定罪，」穆秋瑞說。據中國官媒《經濟日報》今年1月報道，自去年1月以來，中國公安機關共打掉涉黑組織1292個、惡勢力犯罪集團5593個，破獲各類刑事案件79270起，繳獲各種槍支851支，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資產621億元，全國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類嚴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

穆秋瑞指出，如果說之前的反腐運動針對的是中共黨員濫用公共財產和權力的問題，那麼這場掃黑鬥爭便將矛頭伸出黨外，瞄向社會的各個角落。

「這個政策的出發點非常好，但因為只重視數字，使得它並沒有很有效。」曾銳生認為，雖然有一些關於打擊「保護傘」的報道，但與案件總數相比，「並沒有看到太多」被處理的組織頭目數字，顯示被處理的大多是「小兵」。「如果沒有辦法讓『小兵』改過自新的方法，做完牢他們還是容易回到那個道路，這對長期目標沒有幫助。」

這場掃黑鬥爭也讓許多人聯想到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009年掀起的「打黑專項運動」。2011年時任重慶市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曾介紹稱，兩年來重慶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伙405個，抓獲涉案人員4425人，「打黑」也成為薄熙來的一個標籤。2012年3月，薄熙來在「兩會」後先後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及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並因被控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於2013年9月22日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穆秋瑞指出，薄熙來「打黑」與習近平「掃黑」的相似之處在於，二者均可以顯示出共產黨在面對這類問題時顯示的結構性特徵：即比起政策透明度及對輿論監督，共產黨只能採取從上而下、由黨領導的行動。他認為，薄熙來的「打黑」是為鞏固自己權力，而習近平的「掃黑」則更凸顯整個中共對非法資金侵蝕黨的權威的擔憂。

「打擊黑惡勢力是世界難題，」曾銳生說。「但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方式進行，不打擊犯罪的組織，三年後這場鬥爭只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