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考试制度催生明星补习老师

香港的补习社广告

香港的补习社推出明星式老师吸引学生

他们争相在购物中心和公交车身的大海报上摆着身段坳造型。

但他们既不是电影明星,也不是名模,而是香港最顶尖的补习老师,帮助莘莘学子提高考试成绩。

在香港的消费式文化中,“文化推销”大行其道。梳着精致的发型,穿着设计感十足的服装,这些明星教师们被年青人视为偶像,吸引着大批学生涌入他们的课程。

他们的收入也和其明星地位匹配,有些人甚至已成为百万富翁,定期出入各大电视秀。

26岁的莫嘉丽(Kelly Mok)是全港最大补习机构之一英皇教育(King’s Glory)的“补习天后”。她解释道:“如果你想要成为顶级补习,年轻和魅力绝对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学生会很关注你的外形。”

莫嘉丽

莫嘉丽(Kelly Mok)说要有“明星范”,但更重要的是补习质量要好。

她说穿名牌服饰不仅为了打广告,还为了让学生们看到她在课外时的样子。但是,莫嘉丽补充说,若没有在教学中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她是不可能如此受欢迎的。

摇滚范

来自遵理学校(Beacon College)的伍经衡(Richard Eng)被认为是明星补习的创始人。这位前中学教师说,他的灵感来自于为他的表演艺术家妹妹拍照的瞬间。

他说:“学校的老师看起来都一样,很沉闷。”

他的形象出现在特制的活页本,文件夹,甚至圆珠笔上。这些小物件变得异常流行后,他在年轻学生心目中已宛如一颗摇滚明星般受崇拜。

明星补习这一现象其实是亚洲大量增长的课外补习市场带来的结果。

高压考试政策,和那些想让孩子进入重点中学和大学的雄心勃勃的家长们,推动了这一市场需求。

据亚洲发展银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个视成功与考试高分为正比的社会中,家长的忧患意识为补习机构带来了源源不断地利润。

补习行业,亦称“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已在亚洲变得非常普遍。这还得益于大量增长的大学以及越来越多人想要上大学的愿望。

香港大学教授马克·布雷(Mark Bray)是上述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他说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学习中,香港高达72%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

富裕的家长们经常给孩子请一对一的私人补习。明星补习班的课程一般为那些不太富有的学生们设置,班级规模平均在一百人以上。

“巨大优势”

布雷教授说不仅在香港,补习行业在整个亚洲都很普遍和盛行,并且愈加商业化。在韩国,90%的小学生都参加课外补习班。

在韩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补习机构都起用明星教师,以吸引更多学生。布雷教授说:“他们开辟了一个吸引年轻人的道路,让年轻人参与进来,然后这个繁荣的市场就产生了。”

“我们也有很多明星补习教师,”来自印度哥打(Kota)的普拉默德·莫赫希瓦里说。他是当地一所叫前程培训学校(Career Point Coaching School)的首席执行官。

他说参加补习会增加学生学习优势,但是归根到底,不断扩大的补习教育并不是由这些明星老师的个人魅力所带来的,而是学校教育系统缺乏效率。

“在印度,学生的教育水平并不达标,百万人都为大学入学考试而激烈竞争着,所以补习市场非常巨大。”

在中国大陆,私人补习机构直到90年代才为人所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就是在那时成长起来并且不断壮大。现拥有240万学生,是亚洲最大的补习教育机构之一。

这所学校在49个城市有分支,雇佣了17,600名教师,其远程教育用户超过780万人。

自200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新东方教育的创始人俞敏洪身价上涨。他模仿香港模式,凭借着把死记硬背与脱口秀和励志演讲结合的新式学习方法,一跃成为百万富翁。

俞敏洪出身普通,曾任北京大学英语教师。除此之外,他还聘请明星教师为申请出国留学的学生们进行辅导。

伍经衡

老师伍经衡将补习课演绎得生龙活虎。

补习教育的盛行也被认为提高了东亚国家在国际学术教育上的表现,尤其是在数学方面。

但是布雷教授指出,在国际学生评估测试(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表现优秀的国家,并不是都有补习教育的传统,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

补习禁令

有些地方也在尝试减少补习教育。

在80年代,韩国政府曾经下达了一项政策,全面禁止私人补习。

结果表明这项政策并不可行,但是反映出课外补习给学生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学校老师抱怨说学生经过前一天晚上的补习后,第二天在课堂上都开始打瞌睡了。

在2009年,韩国政府采用限制学生补习课时的政策,以减轻学生们的压力,加强创新能力。

但是此政策影响有限,许多补习班把课程移到了网上。

因此韩国政府意识到,改变此状况的唯一方法是改变其考试文化,减少大学入学考试次数,鼓励大学多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

新加坡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课外补习大大提高某一科目的成绩,而其他科目的学习时间减少时,整体的学术表现反而会降低。

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说亚洲家庭在孩子的补习教育上花费巨大。这也许会提高个别学生的学习表现,但与此同时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考试恐慌

尽管有证据表明亚洲国家之所以青睐补习是出于其文化传统,像华人聚集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温哥华,补习现象也很普遍,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布雷教授解释说:“补习教育的发展取决于学校想要什么样的学生,而家长会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去满足学校的需求。”

香港最近把类似于英国GCSE和A-levels的考试制度,换为单一的升学考试,从而导致了补习教育的“大爆炸”。

莫嘉丽说道:“现在一次考试就决定你是否能进入大学,所以学生肩上的压力非常之大。”

“香港鳞次栉比的补习老师让学生们无从选择,所以他们只好去找“补习天王”和“补习天后”。

有些学生只参加明星教师的课程,或者观看其课程录像,但也有些人进行了“课外”附加活动,比如和明星教师们通过脸书和邮件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在校学生越来越多,要想保持与其它学生拥有同样的“考试秘籍”变得越来越困难。布雷教授说:“那些本来不想参加补习班的学生为了不被落下,不得不开始报名了。”

但是伍经衡否认补习教育带来恐慌:“恐慌来自考试本身,如果香港没有考试,无论我说什么或者长成什么样子,学生们怎么都不会上门来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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