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皖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上海的两例确诊患者均于3月上旬死亡。
国家卫生和计生委通报，沪皖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在通报所附疫情答问中，卫生和计生委自问上海的两例确诊患者均于3月上旬死亡，为什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日才公布疫情，而其回答说，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尚未纳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通报给人的感觉就是依法推迟。但公众疑虑不见得就此冰释，纵然技术手段有限，难以弄清情况，也得及时向民众报告情况，关系到每一个人生命安全的知情权，怎能以一句依法公布就予以虚置呢。
今年是非典十周年，反思类的文章不少。今天来看，非典之所以对国民造成巨大伤害，依法公布可能即是主因，因为要等到完全弄清情形，虽然这一努力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而一再错失了控制时机。本次H7N9禽流感一直要拖延达40多天之久，也是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H7N9禽流感病毒并未列入我国传染病分类目录，不属于法定传染病。所幸者，H7N9禽流感没有演变成另一场非典。
基于一个常识，凡属传染病疫情，疫情公布自是越快越好。因为现代人流动快，传染可能性大，越是不明疫情，越需要引起公众的警惕与各地启动防护工作。但相关部门不愿意，理由是于法无据。
然而，究其实质，是维稳的行政理念占据了上风，怕恐慌，怕动乱，当然，这也太小看了现代公民的素质。而更麻烦的是，当下环境恶化，生态脆弱，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新的疫情，没人知道，而这种疫情当然不可出现在公布的目录之中，但如果继续此次禽流感的操作方式，不知下次是否有这样好的运气。如果运气欠佳，公民若是死于国家机关的依法办事之下，恐怕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
不说《传染病防治法》是恶法，其不足之处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这并不完善的法律，导致了维稳式行政大行其道。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公共安全体制，走出这种明为坚守法律，实为怕担误报责任的困局。怎么办？还是得从制度上寻找补救之道。
鲁迅曾在《自序》中谈到，当时的国民宛如活在黑屋子中，而他的使命是将国民叫醒，不能让其糊涂死去，叫醒了或许是痛苦挣扎，但多少还有一线机会。鲁迅的叫醒，在今天看来即是通报、预警。面对不明疫情，即使短期难以攻克，国家职能部门也得通报、预警，将知情权交还给公众，让全国做一些基础性的应对工作，显然比老百姓蒙在鼓中要好得多。
这显然需要分级预警机制。就象天气预报一样，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老百姓还是能理性对待，对不测天威多少有个应对措施。根据事情的紧急度，发布不同级别的预警，事情解决即警告撤除，如此反复，不仅政府部门行政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公民风险应对能力也将大大增加。
小孩怕鬼，因为外面太黑，同样，公众恐慌，源于情况不明。公布真相，透明事实，即是最好的社会稳定法器，当常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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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这种速度在中国已经算快了。首先当医生确证这病毒时，上报给院长，院长觉得这很麻烦因为如果错报他将被问责，所以决定再看看，过了N日觉得的确问题重大，才决定上报到省一级的卫生部门，卫生部门一看这不是小事，马上汇报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看我的治下出了这种问题，不能随便上报，必须想一个完全应对之策（即不引发公众恐慌，又要让中央满意），私下大会小会的商讨，又过了N日，商讨出对策，最后上报中央。中央一看也觉得问题也重大，又大会小会商讨，这样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在官僚们互相推脱，激烈争论中过去了……很正常
『公共安全领域，透明是最好的维稳。 』这个道理不是要花六十多年的时间去验证【才发现】吧！然而，站在【专制独裁】者的角度看，【公共安全】与【政权安全】是【一体】的，【不透明】才是【最好的维稳】啊！孟光,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