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层人大选举投票站之一（新华社图片）
《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周三（30日）刊登一篇文章，谈促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力量必须来自社会基层。
外界对新上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即将在3月份的两会上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有不同推测。他是邓小平式的经济改革者呢，还是也会积极推动政治改革？
文章说，把中国政治自由的希望寄予领导者的个人品质也许是错误的判断方式，人们应该更多关注地区权力过大对中国政改的影响。
中国独特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的形式，在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对中国的经济飞跃发展带来极大帮助，这种做法还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导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系不是一个公平的体系，必须改变，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改。
地方官员包括贪腐在内的所作所为，不断在全国各地引发人们的愤怒以至抗议。最近的例子之一就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擅自撤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
中国的中央政府把权力下放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给地方政府极大权力来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对付公众的抗议和抱怨，保持各地的社会稳定。
对上与对下
中国的这一特点与西方联邦制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对北京所负的责任，要比对省内、区内人民所负的责任大得多。
这种有条件的权力下放允许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性事件时，使用他们想用的任何手段，所以同时也带来了导致更多社会不满的危险，因为地方当局对民众抗议的处理手段，通常比中央政府的政策更严厉。
据估计，中国各地因为工资、劳工权利、以及地方官员贪腐导致的土地纠纷等问题而爆发的抗议和冲突，每年平均达16万起。
在许多人对中国公众越来越多不满政府感到担忧的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各地发生的这类抗议和冲突，也许能起到释放和分散公众不满情绪的作用，最终保持社会的稳定。
无论观点如何，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必须，但是新一届领导人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既能在共产党体系内被接受、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呢？
实现真正的地方民主选举，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这样才能使地方官员真正对地区内的人民负责，减少警民之间的冲突，缓和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文章说，习近平和他的政府不必现在就对中国的领导层进行革命化改革，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可以从更具代表性的基层选举开始。
如果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基层官员，就能从底层推动官员问责制，当然这还必须由采用更平衡温和的手段处理民众抱怨等问题上来配合。
所有这些都能在中国目前仍然保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现状下实现，中国的政治开放取决于习近平是否愿意让中国的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负更多责任，而不是更讨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