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塞萬提斯被海盜劫持時

他們從肋骨認出了他。法醫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Exteberría）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看到那根肋骨時，我想，我們終於找到（他）了！」他注意到，棺材碎片上的字母 MC；皮肉剝落的肋骨以及勒班陀戰役中致殘的左臂。

當時已是 2015 年。這支由考古學家、法醫人類學家組成的團隊在一座 17 世紀修道院深深的地下安靜地操作，以免打擾到隱居於此靜靜生活的 12 名修女。在發現這個裂成碎片的棺材前，他們還至少發現了15 具遺骨。

「整個團隊都在地下靜靜地研究我們發現的東西——我們都知道我們發現了什麼。」即使在得到 DNA 檢驗結果之前，弗朗西斯科對結果就很肯定。在馬德里赤足三一教徒修道院（Convent of the Barefoot Trinitarians）的地下墓穴裏，安放著西班牙偉大作家米格爾·德·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遺骸。

1575 年，在參加西班牙與土耳其的地中海軍事戰役後，這位西班牙人被巴巴里海盜抓獲，隨後被帶到阿爾及爾。在那裏，他度過了五年囚徒時光。被解救後（依靠修道院三一教徒籌集的贖金，他的遺體就被埋葬在這座修道院地下），他成為小說家，寫出了史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

研究塞萬提斯的學者瑪麗亞·安東尼婭·加爾塞斯（María Antonia Garcés）向 BBC 文化事務記者表示，「在阿爾及爾度過的五年囚禁歲月，在他的小說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從他重獲自由後創作的最早一批作品中，如戲劇《生活在阿爾及爾》（Life in Algiers）(約 1581-1583) 和小說《伽拉泰亞》（La Galatea） (1585), 再到他的遺作《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達歷險記》（The Trials of Persiles and Sigismunda） (1617), 這段慘痛的經歷都屢屢出現其中。」

拯救生命的文學作品

康奈爾大學西班牙研究教授加爾塞斯（Garcés）深知囚禁帶給人的心理創傷。1982 年 12 月至 1983 年 7 月期間，她曾被哥倫比亞游擊隊作為人質關押。她表示，「我總是不停地閱讀，希望在文學中找到了慰藉。我想，我能熬過了這段囚禁歲月，要多虧我要求看守帶給我的一些書，其中包括《奧斯卡·王爾德全集》的西班牙語譯本......在無書可讀時，我就把拉魯斯的西班牙語詞典從頭讀到尾。奇妙的語句總是讓我著迷。」

她也閱讀塞萬提斯的作品，她認為，是塞萬提斯幫助她在隨後幾年活了下來。在獲釋後，加爾塞斯開始研究塞萬提斯的作品。她表示，「在獲得自由、重獲新生後，我成為一名學者。我是倖存者。在長達七個月的囚禁中，我被鎖在一個狹小、無窗的牢房中，時刻有武裝獄卒看守，常常受到綁架者的死亡威脅。對文學的熱愛幫助我活了下來。我希望充分利用我的餘生......於是，我這樣做了，現在我成了一名研究塞萬提斯的學者。」

加爾塞斯 2005 年的著作《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Cervantes in Algiers）：這是一個被囚禁者的故事，它探討了這樣的觀點：有創傷經歷的倖存者都有一種複述自己經歷的衝動。

她描述了塞萬提斯怎樣一再講述自己被奴役的經歷：在戲劇、詩歌和小說中處處可見，其中包括《英格蘭的西班牙女孩》（The English Spanish Girl）、《自由的情人》（The Liberal Lover），還有加爾塞斯所稱的「塞萬提斯最重要的自傳敘事」——《堂吉訶德》第一部分中一個被俘者所講的故事。

重覆才能活下來

這種重覆講述行為也符合其他創傷個體的體驗。 在《見證或聆聽人世滄桑》（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一文中，耶魯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勞德瑞（Dori Laub）指出，創傷主體「生活在創傷控制中，會不自覺地不斷重覆並重現創傷」。

該文建立在對大屠殺倖存者的訪談基礎之上。勞德瑞認為，創傷倖存者「並不是生活在過去的記憶中，而是他們不去也無法了結創傷，創傷無法結束，無法終止，因此，就創傷倖存者而言，創傷就會繼續在各個方面與其如影隨形。」

複述不幸經歷並不只是一種強迫症，也許它還能幫助創傷倖存者癒合創傷。在訪談中，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表示：「一有機會，我就會把自己的經歷告訴每一個人、任何人，從工廠經理到院子裏的雜工，無一例外......活像是《古舟子詠》 (Ancient Mariner)中的古代水手一般。」加爾塞斯認為，「一次又一次地講述悲慘經歷可能有治療效果；每重覆一次，你就會改變其中一些東西，就像弗洛伊德說得那樣。

對塞萬提斯的情況，我想，這樣做能帶給他的內省，也引發了他對瘋狂背後的運作方式的興趣。他的兩部偉大作品都涉及瘋子：《堂吉訶德》和《玻璃碩士》（The Glass Graduate）。」

也許正因為如此，才使《堂吉訶德》成為歐洲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小說。加爾塞斯在《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Cervantes in Algiers）中寫道，「我想，塞萬提斯對瘋狂問題的明顯興趣源自他身為被囚徒時所忍受的不確定情況，源自他從死亡威脅中的倖存經歷。」他對瘋狂的反思「使他成為心靈探索的先驅，比弗洛伊德還要早三百年。」

加爾塞斯指出，塞萬提斯對囚禁生涯的關注可延伸到她所稱的「囚禁比喻」，如堂吉訶德受精神錯亂左右、或者《玻璃碩士》中精神錯亂學者受瘋狂行為所控制。

通過作品中的人物，塞萬提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自己的囚徒歲月。加爾塞斯指出，「心理創傷是心靈中未被治癒的傷口，塞萬提斯的作品似乎被創傷的重演所困擾，充斥著倖存者腦海中反復出現的幻像和夢魘。」

但是對塞萬提斯而言，講述自己的心理創傷的意義卻超出了見證。西班牙文化史學者阿梅裏科·卡斯特羅（Américo Castro）將塞萬提斯的被囚經歷稱為「他心靈之旅最重要的先驗性事件」；文學批評家胡安·包蒂斯塔（Juan Bautista Avalle-Arce）則稱之為「影響塞萬提斯一生的重大轉折點」。

西班牙詩人、小說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認為，它是「偉大文學巨匠內心中的一個空洞、一個漩渦、一股旋風」。戈伊蒂索洛認為，在阿爾及爾的五年，是影響塞萬提斯一生的體驗：「在非洲的囚禁歲月，塞萬提斯腦海中精心編織著對西班牙複雜而令人欽佩的想像，與他面對的敵手針鋒相對。」

總之，可以說，被奴役的經歷不僅拓展了塞萬提斯的視野，也拓展了作家在小說的描寫範疇。加爾塞斯認為，《堂吉訶德》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它納入了邊緣化群體和不同的文化群體」。「其文學世界中的人物」包括了西班牙摩爾人（前穆斯林，後皈依或被強迫皈依基督教)、流浪漢（靠小聰明度日的家伙）和叛教徒等形形色色的人群。

這可謂是奴役生涯對他產生的直接影響。「他在阿爾及爾牢獄中被囚禁的經歷、他與穆斯林和叛教徒的個人關係、他在這個歡迎世界各地海盜的多元文化城市所接觸到的不同文化和宗教，都使他能夠以獨特的視角觀察這些問題。」

虛構人物

加爾塞斯認為，塞萬提斯的創傷體驗「為他打開了一扇創作之門。」塞萬提斯通過小說、戲劇和詩歌反覆講述的創傷經歷進而又幫助加爾塞斯度過了自己最艱難的人生歲月。在大兒子去世後的一段時間，她在阿爾及爾撰寫關於塞萬提斯的著述。

在《塞萬提斯在阿爾及爾》的序言中，她這樣寫道，「在悲傷和恢復期間，我最重要的動力源泉就是關於塞萬提斯的寫作，這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閱讀他的小說，寫關於他的東西時，塞萬提斯一直是我了不起的老師，也是我的靈魂醫者，他幫我彌合了人生中的傷痕。

他圍繞心理創傷所創作的大量作品告訴我，化創傷為歡歌是可以做得到的......它揭示了這樣一個令人無法同化的事實——這些帶著痛苦吶喊的故事幫助我們表達出難以名狀的現實。」

從這個角度而言，講故事真的能拯救一個人。正如英國 19 世紀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在長詩《古舟子詠》中所吟誦的那樣：「從此後這無比的痛苦/時時出現，將我折磨/我的心在劇痛中燃燒/直到我把這故事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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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凱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