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熱窩:講中世紀西班牙語的波斯尼亞人

薩拉熱窩的猶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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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uthor, 蘇珊娜·薩拉耶斯基
    • Role, Susanna Zaraysky

我和朋友葆拉·高曼(Paula Goldman)要去薩拉熱窩的阿什肯納茲猶太教堂(Ashkenazi Synagogue)參加周五晚上的安息日禮拜。沿著鵝卵石街道,我們穿過古老的土耳其老城區(Baščaršija)市集,經過清真寺、商店和一所馬德拉沙(madrasa,伊斯蘭教學校)。

那是2000年,波黑(Bosnia and Herzegovina)首都仍然可見巴爾幹戰爭帶來的傷痕。穿越米加卡(Miljacka)河時,一輛北約坦克車從我們身邊駛過。

我們走進這座粉橙色石屋的二樓,裏面有四個洋葱形的圓頂,光線透過彩色玻璃製成的大衛星從大門射入會堂。我們在會堂裏找到位置就座,領唱者卡米(David Kamhi)坐在擺著《摩西五經》的約櫃前。

不一會,教堂裏就迴蕩起和諧的祈禱聲。當聽到詩篇第23章,眾人吟誦「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和葆拉疑惑地看了對方一眼,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像西班牙語。禮拜結束後,我問坎特的妻子布蘭卡(Blanka Kamhi):「為什麼大家要用西班牙語祈禱?」

她問答說,「這不是西班牙語。我們在用拉迪諾語祈禱。」

拉迪諾語反映了西班牙裔猶太人(Sephardic Jewish)的流散軌跡,但這種語言能延續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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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拉迪諾語反映了西班牙裔猶太人(Sephardic Jewish)的流散軌跡,但這種語言能延續下去嗎?(圖為薩拉熱窩街頭資料照片)

和許多波斯尼亞猶太人一樣,卡米希和他的妻子也是西班牙裔猶太人(Sephardic Jews)的後裔。1492年,他們被驅逐出西班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期間,沒有自願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要麼被驅逐出境、要麼被殺害或強行皈依。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巴耶濟德二世(Sultan Bayezid II)邀請流離失所的西班牙裔猶太人到巴爾幹半島定居,允許他們維持自己的宗教和習俗。許多人選擇搬到奧斯曼帝國,有些人則搬到北非、荷蘭和美洲。

猶太人離開西班牙時,還帶走了他們的語言。在過去的500年裏,這種語言保持了中世紀西班牙語的結構,聽起來帶有某種拉丁美洲口音,而非歐洲口音。卡米說:「在這裏無法接觸到西班牙和西班牙語,所以我們自己發展出了一種特殊的語言。」

如今,這門語言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拉迪諾語、猶太-西班牙語、Judezmo、Spanyolit、Djidio(在波黑使用)和Haketia(在北非使用)。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世界上有6000種瀕臨滅絶的語言,拉迪諾語是其中一種。

1492年,許多西班牙裔猶太人被驅逐出西班牙,重新在巴爾幹半島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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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1492年,許多西班牙裔猶太人被驅逐出西班牙,流落到巴爾幹半島定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薩拉熱窩約有12000名猶太人,人數多到猶太人自己印刷拉迪諾語的報紙。大屠殺後,只有大約2500名猶太人返回薩拉熱窩,許多人為了不引人注目,只在家裏使用拉迪諾語。由於二戰後薩拉熱窩的猶太社區規模很小,西班牙裔猶太人被迫與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ish)共用一個猶太教堂。

2017年以前,卡米都在那裏主持禮拜,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在十字軍東征後從德國和法國遷往斯拉夫語言區。由於他們主要講意第緒語,所以混合社區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進行交流,從而進一步限制了拉迪諾語的使用。

在2000年,波黑(Bosnia and Herzegovina)首都仍然可見巴爾幹戰爭帶來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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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在2000年,波黑(Bosnia and Herzegovina)首都仍然可見巴爾幹戰爭帶來的傷痕。

我對這種這種綿延500年不絶的語言十分著迷,因為我本身會多國語言,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

21世紀初,我住在薩拉熱窩,負責戰後經濟發展項目。我經常在午飯時間去猶太教堂裏的社區中心,與所剩不多的拉迪諾語使用者交流,一邊喝拉基亞(梅子白蘭地)和咖啡,一邊了解他們的歷史。我必須仔細聽才能聽懂他們說的話,fazer(做)和lavorar(工作)這樣的詞聽起來更像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而非現代西班牙語。我會聽到一些不存在於現代歐洲西班牙語裏的發音,比如,djente(人)中的「dj」[dʒ]音,roza(上漲)中的 [z]音和pasharo(鳥)中的 [ʃ]音。

西班牙裔猶太人在被驅逐出西班牙之前,就已經開始使用一些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詞匯,因為他們閲讀希伯來語宗教書籍,許多人生活在摩爾人(阿拉伯人)的統治下。拉迪諾語還深受猶太人所居住的西班牙不同地區的影響,卡米解釋說:「我們說的這種語言揉雜了西班牙當時的各種方言,那時猶太人還未被驅逐出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僅約2500名猶太人回到薩拉熱窩,使用拉迪諾的人開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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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僅約2500名猶太人回到薩拉熱窩,使用拉迪諾的人開始減少。

西班牙裔猶太人逃往巴爾幹半島後,所經過的地區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語言,其中詞匯和發音借鑒了途中接觸到的意大利語、土耳其語和其他語言。今天,對那些仍在使用拉迪諾語的人來說,這種語言給他們帶來深厚的文化歸屬感和生存意義。

在西班牙紀錄片《最後的西班牙語》(El Ultimo Sefardi)中,一位住在伊斯坦布爾的西班牙裔猶太人阿爾蒂諾什(Yusuf Altinash)說:「無論西班牙裔猶太人住在索非亞(保加利亞首都)、亞得裏亞海,還是伊斯坦布爾,他們在故鄉都是講拉迪諾語的。」

2012年,我和科申(Bryan Kirschen)教授回到了薩拉熱窩,拍攝了一部名為《語言拯救》(Saved by Language)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講述了薩拉熱窩最後四位拉迪諾語使用者的故事,他們分別是卡米希(David Kamhi)、德貝維奇(Ester Debevec)、芬奇(Jakob Finci)和阿爾巴哈里(Moris Albahari)。與他們交談時,我感覺自己像在玩一場語言版跳房子遊戲,從21世紀的西班牙語跳到15世紀,還時不時用到從土耳其語或其他語言中借用的詞匯。

我們坐在薩拉熱窩猶太教堂聊天時,波斯尼亞大屠殺的倖存者阿爾巴哈里(Albahari)說:「拉迪諾語在二戰中救了我的命。」1941年,14歲的阿爾巴哈里利用拉迪諾語與一名來自意大利的上校對上了話。後來,在一趟火車上,波斯尼亞猶太人被送往克羅地亞的雅謝諾瓦克(Jasenovac)集中營,這名上校幫助他脫逃。由於拉迪諾語和西班牙語一樣,與意大利語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講拉迪諾語的人可以與意大利語使用者進行基本對話,能聽懂很多。

他告訴我們,受益於迪諾語的經歷不僅這一次。他在波黑的德瓦爾(Drvar)遇到了一名說西班牙語的美國飛行員,起初把阿爾巴哈里當作敵人。「我問他是否會說西班牙語。他說會。於是我就用拉迪諾語和他交流,這是唯一的交流方式。後來,我把這名飛行員和他的同事帶到裏布尼克附近的一個黨派基地。」

如今,薩拉熱窩只剩下4位講拉迪諾語的人,從左起分別是:卡米希(David Kamhi)、德貝維奇(Ester Debevec)、芬奇(Jakob Finci)和阿爾巴哈里(MorisAlbahari)。

圖像來源,Susanna Zaraysky

圖像加註文字,如今,薩拉熱窩只剩下4位講拉迪諾語的人,從左起分別是:卡米希(David Kamhi)、德貝維奇(Ester Debevec)、芬奇(Jakob Finci)和阿爾巴哈里(MorisAlbahari)。

二戰期間,西班牙裔猶太人還使用拉迪諾語與意大利軍官交流。當時他們被關押在克羅地亞離島上一個被意大利人控制的營地裏。卡米的父母用這種語言和營地裏的意大利軍官交談。對卡米本人來說,說拉迪諾語讓他在島上求學更容易。「由於這兩種語言(拉迪諾語和意大利語)很相似,我很快就學會了意大利語,」他說。

儘管西班牙裔猶太人音樂家在世界各地演唱拉迪諾語歌曲,比如利維(Yasmin Levy)、埃洛伊斯特(Sarah Aroeste)和莉莉安娜(Liliana Benveniste),年輕一代的西班牙裔猶太人對於學習這種語言並不感興趣。幾年前,當西班牙政府宣佈允許被驅逐的猶太人後裔申請西班牙國籍時,年輕的西班牙裔猶太人選擇了學習現代西班牙語,而不是祖先們使用的語言。

「年輕一代不講拉迪諾語,他們講現代西班牙語,」阿爾巴哈里說。

現在,這座猶太教堂是薩拉熱窩唯一能聽到拉迪諾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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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現在,這座猶太教堂是薩拉熱窩唯一能聽到拉迪諾語的地方。

薩拉熱窩最後四位講拉迪諾語的人現在都七、八十歲了,他們哀嘆說,他們死後拉迪諾語將隨他們一起從這個城市消亡。對他們來說,拉迪諾語代表著獨特的歷史和身份,提醒著他們與家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卡米說,「如果我想跟媽媽說些什麼,而又不想讓別人聽懂,我就用這種語言。」

如今,猶太教堂是薩拉熱窩唯一能聽到拉迪諾語的地方。領唱者伊戈爾(Igor Kožemjakin)在這座教堂內帶領一些希望加入的人,用拉迪諾語背誦安息日悼詞,而不是用聖經中的希伯來語或波斯尼亞語。猶太教堂的領唱者已經傳承了好幾代了。

阿爾巴哈里說,「我不知道在薩拉熱窩或西班牙裔猶太人社區,這種語言的未來會是怎樣。但這種語言是一種財富,承載著記憶,具有生命力,值得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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