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智力是否已達巔峰 未來只會越來越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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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戴維·羅伯森
- Role, (David Robson)
也許你還沒有意識到,人類現正處於智力的黃金時期。
自從100多年前出現智力測試以來,人類的智商值一直在穩步增長。跟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如今一個智商平平的人在當時也稱得上是天才——這一智商測試結果逐年增加的現象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
我們或許應該趕緊享受這一黃金時機吧。因為最新的證據顯示,智商的增長速度正在變緩,甚至可能已在逆向倒退,這即是說,我們也許已經過了人類智力所能達到的最高值頂峰,開始走下坡。
人類真的已經登上智力巔峰了嗎?如果真是這樣,之後智力降低對人類未來會意味著什麼?
讓我們先從人類智力的遠古起源,即300多萬年前我們的祖先開始直立行走之時講起。通過對頭骨化石的掃描我們知道,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這種最早的雙足猿猴腦容量大約為400立方厘米,僅僅是現代人類的三分之一。
我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身體20%的能量都被大腦消耗了,所以腦容量增大必須得有切實的好處,這才對得起多消耗的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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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容量激增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主流理論認為,這是群體生活對認知需求越來越高所造成的。
從南方古猿開始,人類祖先聚集的圈子越來越大,最開始可能是為了抵禦捕食者,因為從樹上轉移到地面睡覺之後,捕食者對他們構成了嚴重威脅。群居還能讓大家資源共享——既能降低在變化莫測的環境中生活的風險,也能共同撫育後代。
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從自己的社交圈就能發現,與他人一起居住並不容易,得記清每個人的性格特點、喜好厭惡,以及能不能一起八卦東家長西家短。如果是集體活動,譬如打獵,就需要根據他人的行動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對今天的人而言,缺乏社會理解會引起難堪,但對人類祖先而言則關乎生死。
社會群組規模增大後,除了要面對這些直接挑戰外,成員們還可以分享想法,並在彼此發明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於是產生了技術與文化創新,譬如提高打獵效率的工具。這就需要擁有觀察他人以及向他人學習的智力,這又促進了大腦又一步發展。
大約4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腦容量已經達到了1200立方厘米,只比現代人類1300立方厘米的腦容量小了一點。我們人類的祖先在大約7萬年前離開非洲的時候,已經聰明到可以適應地球上幾乎各個地方的生活。令人驚嘆的洞穴藝術說明他們已經能夠去思考宏觀的宇宙問題,也許還包括自身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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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專家會認為,人類智商在近階段的變化是基因進化的產物,因為時間跨度太短了。
畢竟,「智能商數」(簡稱智商)是100年前才被科學家們發明出來以衡量一個人智力潛能高低的測量評分。智商測量有效是因為人的許多認知能力是彼此相連的。人的空間推理能力和圖形認知能力是與數學及語言能力有關,諸如此類還有很多。因此,智商反映的是「綜合智力」,相當於大腦的潛在能力。
儘管智商測試飽受詬病,但大量的研究表明,智商得分能夠體現人在許多工作任務中的表現。在預測學業成績方面尤為出色(這不出奇,因為智商測試本來就是設計給學校使用的),還能預測出你在工作中掌握新技能的速度有多快。智商測試絶對不是完美標凖,許多其他因素也會影響你的成功,但總體而言,智商測驗確實能說明人與人之間在學習和掌握複雜信息的方面存在重要差異。
人類智商之升高似乎早於20世紀初已開始,但心理學家們直到最近才開始關注這一現象。這是因為智商的評分被「標凖化」了:人們智商測試後,其原始得分會經過公式換算,以確保人類整體的智商中位數永遠是100分。這樣就可以比較參加不同形式智商測試者之間的智商高低,但如果不看原始數據的話就看不出不同世代之間的智商差異。
研究學者弗林(James Flynn)比較了過去100年來的智商測試得分,發現分數在穩定增長,大約每10年增長3分。有些國家如今總共增長了30分。
雖然弗林效應的原因尚未有定論,但這肯定是由多重環境因素共同造就的,並非基因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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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的變化或許是個最佳對比:與19世紀時相比,如今我們平均高了11厘米(約5英吋),但這並不能說明人類的基因有變,變化的只是整體的健康情況。
有些因素也許會帶來雙重改變。譬如,醫藥水平提高、兒童期的感染患病減少,以及飲食營養加強,既令我們身體長得更高,也讓大腦變得更聰明。有人指出,智商增加也可能是因為汽油中的鉛含量降低,過去鉛可能阻礙了認知水平的發展。燃料越清潔,我們就越聰明。
但應該還不止這些,人類社會的智力環境也經歷了巨大變革,如今孩子們從很小就開始訓練抽象思維和推理能力。譬如在教育過程中,大多數孩子都被教導要以抽象方式思考問題(譬如動物是哺乳類還是爬行類)。我們也越來越傾向於用抽象思維來使用現代技術。譬如,用電腦的時候,即使是最簡單的操作也需要識別和處理各種符號。如果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中成長,就能培養出在智商測試中取得好成績的技能。
無論弗林效應的原因為何,有證據顯示,智商增長的時期都可能已經結束,增長的速度放緩,甚至可能正在逆向倒退。以芬蘭、挪威和丹麥為例,轉折出現在90年代中期,此後智商測試的平均水平每年下降大約0.2分,兩代人之間的差距就能達到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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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趨勢比之前的弗林效應更難解釋,部分原因是此趨勢最近才剛剛出現。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教育不像以前那麼激發人的智力,起碼所傳授的不是應對智力測試。奧斯陸大學的羅格伯格(Ole Roeberg)告訴我,譬如有些智商測試測的是心算能力,但學生們現在都用計算器計數。
目前已經明確,我們的文化會以我們所不知的神秘方式影響我們的心智。
科學家們仍在尋求解答人類智商增加和下降之謎,不過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智商的變化對整個人類社會有哪些影響。弗林效應中的智商增加有沒有帶來我們所希望的好處?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麼?
《智力雜誌》(Journal of Intelligence)最近出版的一份特刊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在相關的文章中,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斯特爾伯格(Robert Sternberg)寫道:
與20世紀之初相比,現在的人能發明更複雜的電話以及突破其他技術創新。但論及社會行為,那增加的30分帶給我們的變化你滿意嗎?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跟歷史上的許多愚蠢行為一樣幼稚……不僅如此,智商增加後人們也沒有找到解決世界以及我們國家重大問題的辦法,譬如收入差距擴大、大規模貧困、氣候變化、人口問題、暴力以及鴉片中毒死亡等等。
斯特爾伯格可能有些過於悲觀。醫學在人類防治疾病增進健康等方面,比如降低嬰兒死亡,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雖然極端貧困的問題遠遠沒有解決,但從全球來看已有所緩解。更不必說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巨大好處,當然這有賴於人的智慧。
弗林效應究竟有沒有顯著提高我們的智力?對這個問題持懷疑態度的可不止斯特爾伯格一人。弗林本人曾說,這種提高可能只限於某些特定技能。不同的運動能夠鍛煉不同肌肉,但整體「健康」可能並沒有提高。同理,人一直在訓練某些抽象思維能力,但並不一定就提升了所有認知能力。未來如果想讓世界變得更好,其他一些我們未能精心培養的能力可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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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力為例。當斯特爾伯格等研究人員講到創造力時,所說的可不只是藝術表現,更是實打實的技能。你能夠輕鬆找到解決問題的新辦法嗎?你的「假設思維」,即思考並未發生的假定場景的能力有多強?
智力肯定能幫助我們創新,但智商增長後,衡量人類創新思維的指數並沒有隨之上升。無論弗林效應的原因為何,這個未知的因素並未激勵我們大家以嶄新並原創的方式進行思考。
此外還有理性,即通過權衡理據摒棄無關信息做出最佳決策的思維能力,你在這方面又表現如何?
你可能覺得智力水平越高就越理性,但事情可沒這麼簡單。雖然高智商與計算能力有關,計算能力強有助於理解各種可能性以及權衡風險,但仍有許多理性決策的因素無法用智力不足來解釋。
討論人類認知偏差的文獻已汗牛充棟。譬如一個例子是「95%脫脂」聽起來比「5%的脂肪」要健康,這一現象叫做框定偏差。現在已經知道,智商高也不能免除這類問題,最聰明的人也會被誤導性信息所左右。
高智商的人也一樣會受到確認偏差的影響,容易只考慮那些符合我們既有觀點的信息,而忽視那些與我們觀點相違的事實。這在我們談論政治時是個嚴重的問題。
高智商也免不了陷入沉沒成本偏差,即便止損更合理也要往失敗的項目上投入更多資源的這種認知偏差。此認知偏差在任何行業都很嚴重。(這種認知偏差導致英國和法國政府一直不斷注資協和飛機,儘管不斷有證據表明這會釀成商業災難。)
智商高的人若遇「時間貼現」的問題也不比智商次於他的人更勝一籌。「時間貼現」理論要求人們放棄短期所得來換取更好的長期利益。如果你想作長遠打算,能舒適地度過後半生,那這種選擇就是正確的。但事實上,不論智愚,多數都會選擇短期利益。
除了抵制這些認知偏差外,還有一些更基本的批判思維能力也非常重要,譬如能夠質疑自己的臆測,能分辨被漏掉的信息,以及能在得出結論之前尋找其他解釋的能力。這些都是優秀思維的關鍵因素,但跟智商聯繫並不緊密,也不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才會具備。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許多人教育程度升高,但批判性思維卻幾乎是原地踏步。
既然相關性這麼低,也就是說,智商提高後,各種決策能力並沒有隨之奇蹟般地一同進步。
正如我在書中所解釋的,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維是金融詐騙依舊普遍的原因,也是為何會有成百上千萬人掏錢去買沒藥效的藥,或是去承擔毫無必要的健康風險。
對社會而言,理性和批判性思維的缺失會導致醫療錯誤與司法不公,甚至與深海地平線(Deepwater Horizon)鑽井平台漏油事故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等災難也有關係。與此同時還助長了假消息的傳播,令我們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出現嚴重的政治兩極化立場,以至於阻礙我們及時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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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經歷的風風雨雨,那麼,我們就能看出我們人類大腦智力是如何適應日漸複雜的社會而增長。現代生活雖然令我們能夠更加抽象地認知世界,但卻並沒有糾正人類的非理性傾向。我們以為聰明的人在生活中會自然而然地做出明智的決策,但現在已經清楚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展望未來,「反向弗林效應」以及可能出現的智商下降會促使我們評估對大腦的使用方式,避免智商進一步下降是未來的首要任務,這一點毋庸置疑。不過我們可能也會更加協調一致地專門做出努力,去提升那些不一定意味需要高智商的其他技能。
我們現在知道,這類思維是可以傳授的,但是需要專門的悉心指導。一些針對醫生決策所進行的研究帶來好消息。研究發現,如果醫生被教會診治病人能反覆思考自己的想法,就能避免常見的認知錯誤,拯救無數生命。
但為何不在教育的早期階段就教授這些技能呢?布萊恩(Wandi Bruine de Bruin)在利茲大學的商學院(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工作,她和同事們表示,可以將對決策錯誤的討論納入高中歷史課程。這不僅提升了學生們之後在理性測試中的表現,也能提升他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
也有人想在學校和大學裏重振批判性思維教學,例如,討論常見的陰謀論能教給學生優秀推理的凖則,譬如該如何找出常見的邏輯錯誤以及如何權衡事實依據。參加這些課程後,學生們整體而言會對包括假新聞在內的錯誤信息更能抱持懷疑的態度。
我們一直都很重視認知能力,如果對理性思維與批判性思維也能給予同樣的重視,能做的還有很多,這些成功不過是區區幾例而已。
理想情況下,我們的理性會開始大幅提高,甚至會更富智慧,與弗林效應相一致。如果是這樣的話,人類一時的智商分數下跌並非代表了人類智力黃金時代的終結,反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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