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盲」是什麼——為何要關注這個問題

你最後一次見到的動物是什麼？你能回憶其顏色、大小和樣子嗎？你能夠將這種動物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嗎？

現在，你回憶一下你最後一次看到的植物如何？

要是你頭腦中動物的意像比植物的圖像更清晰，你並非是例外。兒童很早就知道動物是活的生命體，但他們不知道植物也是生命。記憶的測試也說明，測試的參與者記住動物圖像的能力也好過對植物圖像的記憶。例如，美國一項研究「注意力暫失」行為（即在兩個連續快速出現的圖像中辨認出其一的能力）的測試，使用了植物、動物和不相關的三類圖片。結果顯示，比起植物，測試參與者更能夠凖確辨認出動物的圖像。

鑒於這個現象極其普遍，舒斯勒（Elisabeth Schussler）和萬德西（James Wandersee）這兩位美國的植物學家和生物教育家在1998年創造了植物盲（plant blindness）這個術語。據他們的描述，這個詞是指「在所處的環境中無法看到或注意到植物」。

植物盲導致人們對植物缺乏充分認識，對植物保護的興趣也有限，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世界各地的植物生物學課程正在以讓人吃驚的速度消失，用於植物學的公共資金正在枯竭。雖然對植物盲的程度及其隨時間的變化方面尚無研究，但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人們花在電子設備上的時間增多，「大自然缺失症」（nature deficit disorder，與自然的疏離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正在上升。與植物接觸越少，植物盲就會越嚴重。正如舒斯勒所解釋的，「人類只能（從視覺上）識別他們已經知道的東西。」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植物保護對環境健康至關重要。但歸根結底，對人類的健康也很重要。

從更能對抗氣候和病蟲災害的糧食作物到更有效的藥物，許多科學突破都少不了對植物的研究。現在用於醫療的植物已超過2.8萬種，其中包括用植物提取的抗癌藥物和血液稀釋劑。

拿植物進行實驗還比某些形式的動物實驗具有倫理上的優勢：基因組編輯等領域的多類技術可以用植物來完善，因為易於繁殖和控制，而且成本不高。比如阿拉伯芥的基因組測序不僅是植物遺傳學的里程碑，也是基因組測序的里程碑。擬南芥是一種重要的開花植物，在生物學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鑒於植物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而且一直如此，那麼人類又是怎麼成為「植物盲」的呢？

看到綠色

人類之所以更容易區分動物，甚至是那些對人類來說並不比植物更重要的動物物種，是有認知和文化原因的。

箇中原因之一，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分類方式。舒斯勒和萬德西解釋說，「大腦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差異探測器，」由於植物幾乎不移動，彼此的生長距離靠得很近，並且往往顏色相似，所以我們的大腦會傾向於將植物混為一體。人類視覺系統每秒傳輸大約1000萬比特的視覺數據，它會過濾掉像植物這樣的非威脅性事物，並將它們聚集成群。

這並非僅僅局限於人類。注意力有限甚至可能導致藍鳥沒法看見周圍的植物和昆蟲。

還有就是我們對生物行為相似性的偏好：作為靈長類動物，人類會更關注那些與我們最相似的生物。日本京都大學的類人猿心理學家狩野文浩（Fumihiro Kano）說：「根據我與類人猿的接觸經驗，它們通常對外表上與自己相似的生物更感興趣。」跟人類一樣，這種視覺上的偏好也有一個社會因素。狩野文浩說：「人工撫養的類人猿對於人類的形像比非人類的形像更感興趣，包括它們自己的物種。」

人類社會中也不斷強化動物比植物更有趣、更可辨認的觀點。我們給動物命名，並賦予動物人類特徵。我們經常用動物作為運動隊的吉祥物。而且我們也適應了動物之間的個體差異：比如說狗的個性，或者蝴蝶身上獨特的顏色圖案。

看到動物與我們相似，或者比其他的生物更為相似，也催生出我們的同理心。在有關保育的決定中，這是很關鍵的因素。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環境心理學家威廉姆斯（Kathryn Williams）說，我們大多數人都覺得有必要保護，比如北極熊，並非我們是梳理過一份合理的因素清單而做出決定，而是因為動物觸動了我們的心弦。即使是在動物保護中，某些有魅力的動物（尤其是眼睛正面朝前的大型哺乳動物），會獲得最大的關注。事實上，威廉姆斯的研究表明，人們更支持保護那些具有類似人類特徵的物種。

植物面臨的挑戰還被人為加劇。例如，在2011年，植物在美國聯邦瀕危物種名單上佔到57%。但獲得的聯邦瀕危物種資金不到4%。

威廉姆斯說：「就植物保護來說，與生態系統、物種以及整個植物群體建立情感聯繫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科學不是零和博弈，不是說對一組生物的興趣和資金投入，必然自動導致其他方面獲取的資源減少。但與任何一種偏見一樣，承認它的存在是減少偏見的第一步。

少一些對植物的無知無識

減少植物盲的一個關鍵是增加我們觀察植物的頻率，及其觀察植物方式的多樣性。這應該盡早開始，正如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校區（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的生物學教授舒斯勒所言，「要在學生們開始說他們對植物感到厭倦之前」。Tree Versity是一個旨在幫助解決這一問題的公民科學項目，它要求普通人幫助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園（Arnold Arboretum）的植物圖像進行分類。

舒斯勒說，與植物的日常互動是最好的策略。她提到對當地公園裏的植物進行保護，以及從事園藝之類活動。

植物也可以在藝術中得到更多的強調。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的桑德斯（Dawn Sanders）在哥德堡植物園（Gothenburg Botanical Park）開展環境藝術項目。他發現，視覺觀察和聽講故事對於讓學生與植物建立聯繫很重要，而且會讓他們開始詢問植物的種種知識，比如植物的年齡等。

桑德斯的研究還指出了文化差異因素。「植物盲並非以同樣的方式作用於所有人，」她說。與對美國學生的初步研究相比，「我們發現我們瑞典的學生是通過記憶、情感和植物的美麗來與植物建立聯繫，尤其是對仲夏時節和春回大地時的植物。」比如，銀蓮花被視為春天的使者。

在印度，人與植物的聯繫可能更多的是涉及宗教和醫藥。薩奇戴夫（Geetanjali Sachdev）在班加羅爾的斯利希迪藝術、設計和技術學院（Srishti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Technology）從事植物藝術和教育的研究。她在談到植物時說，「植物的價值當然是發自內心的體驗。我們無法逃避，因為植物與印度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緊密相連。」

事實上，薩奇戴夫一直在記錄印度城市裏無處不在的植物圖案：從水罐上的蓮花圖案，到地上的植物米繪（kolam）。

印度的植物不僅僅是花朵，而在西方國家，花朵往往主導著人與植物難忘的邂逅。她說，「從神話的角度看，樹木、樹葉和花朵都很重要，但從印度傳統醫學阿育吠陀（Ayurveda）角度來說，葉子、根、花和種子這些植物的其他部分也很有價值。」

所以說，植物盲既不是無所不在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舒斯勒說，「儘管我們人類的大腦容易造就植物盲，但我們可以通過提高認識來克服它。」

對於加強對植物的同情，威廉姆斯同樣也持樂觀態度。她說，「這完全不悖於情理。」人類有想像力。甚至還幻想出虛構的植物角色。網絡漫畫《彈弓女郎》（Girls with Slingshots）中的蘇格蘭—愛爾蘭仙人掌麥克佩德羅（McPedro），以及漫威的超級英雄樹格魯特（Groot），是漫畫世界的兩個例子。樹格魯特還引發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學討論。

由於人口增長、水資源短缺、農業用地減少和氣候變化，世界糧食供應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通過研究生物燃料，植物作為可再生能源的潛在來源大有可為。這意味著能夠與我們的綠色朋友植物一起發現、學習和創新，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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