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繪畫的終極大師——畢加索

總有一些舉世聞名、引人入勝的作品，讓人移不開視線，甚至令同一位畫家的其他作品都黯然失色。伍德（Grant Wood）1930年的《美國哥特式》（American Gothic）就是這麼一副作品，作者用這幅畫表達了對鄉鎮價值觀的深思。兩個薄唇的鄉巴佬佔據了這幅畫的中心，二人之間的局促似乎如化學反應一般，掩蓋了畫家其他作品的光芒。（伍德的作品之中，說的上名字的有哪幾樣？）類似的還有畢加索（Pablo Picasso）1937年創作的《格爾尼卡》（Guernica），這位西班牙畫家其他的戰爭題材作品似乎都沒有這幅那麼耀眼。

提到畢加索的這幅作品，很多人都能想到畫中被肢解的四肢、扭曲的人物表情，以及那匹瀕死嘶鳴的馬首。1937年4月西班牙內戰期間，巴斯克的格爾尼卡村遭受了毀滅性的轟炸，畢加索對此進行了沉痛反思，最後將這些場景呈現在畫布上，並以格爾尼卡命名了這幅作品。創作中最為巧妙的，也許就是給一幅乍看和戰爭毫無關聯的作品以這樣一個名字命名。畢加索的作品近期在巴黎軍事博物館（The Musée de l'Armée in Paris）展出，許多作品的主題都集中在戰爭上。畢加索是一個長壽之人，他聽聞過古巴獨立戰爭（1895年爆發，屆時14歲），也知道越南戰爭。1973年，畢加索去世，兩年後越戰宣告結束。

《格爾尼卡》將文化自覺拿捏地極好，在畢加索作品中，最受其影響的要數這幅《朝鮮大屠殺》（Massacre in Korea），是畢加索對於美軍1951年所犯下的殘暴罪行的訴控。這幅大型油膠合板畫描繪的是一群婦孺即將被機器人暴徒屠戮的場景。《格爾尼卡》和《朝鮮大屠殺》都採用了毫無血色的灰為主色調，除此之外兩者毫無相似之處。《格爾尼卡》繪製時間更早，也更加有名，看似由象徵符號的碎片堆砌而成，1951年的《朝鮮大屠殺》則將故事以視覺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傳達了出來。這幅作品像極了一張可怕的漫畫，能在巴黎軍事博物館展出，著實是諷刺。策展人利穆讚（Isabelle Limousin）告訴我說：「畫中人穿的戰甲彷彿來自古時候，看著也像是未來的東西——要麼是科幻小說或者科幻電影裏的東西。」

畫面的左邊站著一群絶望的人群，其中有三個女人（兩個孕婦）和五個或是悲傷或是恐懼的孩子。等待他們的是一場屠殺，殺人者佔據了畫面的右側，他們步調一致，形如機器人。這群人可憎無比，他們光滑的機械皮膚、折斷的生殖器、以及形狀怪異的武器，都是噩夢的元素。作品中，畢加索將惶恐不安與野蠻的暴行展示在我們眼前。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源自戈雅（Francisco de Goya）的名作《1808年5月3日的槍殺》（The Third of May 1808）。這幅畫繪製於1814年，畫中陰險的士兵正在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這一場面也出現在了同名電影中。戈雅似乎開創了一個創作類型：從他開始，到馬奈（Édouard Manet）的《處決馬克西米利安皇帝》（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創作於1868-1869年間；畫中描繪的是1867年處決墨西哥皇帝）——這幅作品也被搬上了熒幕，再到畢加索的這幅作品。

《朝鮮大屠殺》中有戈雅和馬奈的作品的影子，同時，畢加索也借鑒了其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畫作中的受害者組成了一個鬆散的三角形，這一結構常見於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母聖子肖像圖，其中著名的有拉斐爾（Raphael）的《草地上的聖母》（Madonna of the Meadow），以及達·芬奇（Da Vinci）的《岩間聖母》（Virgin of the Rocks）。但是，畢加索這幅作品中的三角構圖看似就要坍塌，右側入侵的機械直線有如攻城錘，將這保護性的三角形狀砸得分崩離析。

右側的無名士兵如同坦克行進一般齊步向前——畫布的右上角，有一個士兵以極其不自然的方式舞著劍， 畢加索用這樣的方式再次強調了他們的不仁——與《格爾尼卡》中所用到的技巧相同。《格爾尼卡》的畫布下方是大量的殘臂斷肢，有的手裏還握著折劍。畢加索在《朝鮮大屠殺》中採用了同樣的技巧，將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表現地淋灕盡致，表達了他對於全球政治和極權主義開始逍遙法外愈發悲觀的情緒。那只已經高舉了幾個世紀的手臂，等著有一刻能去屠戮無辜：永遠是殘暴苛政的原型。

1951年，這幅針對信川郡大屠殺的畫作剛問世。利穆讚說：「當時，批評家並沒有讀懂這幅畫。畢加索的同代人，認為它太過淺顯。」人們認為這幅畫構圖過於簡單，只將「好人與壞人」放置在了左右兩側。也許是這位畫家認為，在創作《格爾尼卡》這一無情詩篇的14年後，它還是沒能撼動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內心，也沒有改變他們的思路。現在是時候拿起一針見血的畫筆了。利穆讚表示，《朝鮮大屠殺》在當時收獲了許多冷嘲熱諷，但回想起來，它確實不失為一幅「強有力的作品」。當時拆箱裝畫的時候「真是令人屏息驚嘆」。 《朝鮮大屠殺》不是第二幅《格爾尼卡》，我們也不應該以《格爾尼卡》作為批判的標凖。

儘管對當時的戰爭衝突興趣濃厚，畢加索一生從未參軍。一戰和二戰期間，畢加索定居在巴黎。作為西班牙公民，他並無法律義務參加法軍、對抗德國。他沒能在前線裝槍填彈，而是將反戰的能量注入到了畫作之中——畢加索的早期繪畫作品中，並不難感受到這股力量。1912年他創作的拼貼畫系列，畢加索在其凌亂的碎片中注入了政治動亂的細節。幾幅立體派拼貼畫作品中運用的新聞雜誌剪報，記錄了巴爾幹地區的動蕩和騷亂。

傳記資料細節

利穆讚說：「戰爭貫穿了畢加索的一生，對他的藝術生涯有著很大的影響。」初看之下，有些作品中涉及的戰爭背景並不容易看出來。因此，展覽方特地搬來一些珍貴的軍事史料和傳記，使得觀眾能用全新的角度來欣賞畫作。她解釋道：「我們共展出了330件作品，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出自畢加索之手，還有三分之一來自畢加索的個人收藏，剩下的是博物館按照軍事主題選出來的展品。這一點很重要。」

展覽中既有畢加索的經世名作，也配有信函、新聞雜誌、日記等來補全創作背景。這些展品以一種尖刻的方式向我們傳達了一個信息：無論是多麼飽受推崇的藝術作品，都是由凡人所創造的——這些人的生活方式與你我相同——他們涉獵廣泛、討論各種問題、也會因廣播中的內容或歡欣、或憤怒。參展的有一台1939年的「超級新郎收音機」（ Super Groom Radio），當年畢加索聽他音樂界的朋友的演出，可能用的就是這個牌子的。

這台低矮的收音機呈四方形，就像畢加索繪的作品《戰爭》（The War）中那個頗具威脅的機器一般。《戰爭》是一副鋼筆淡彩畫，在牛皮紙上完成，很像一幅卡通畫。1951年，創作《朝鮮大屠殺》的同年，畢加索創作了這幅作品。畫中的這台奇怪的裝置蜷縮在一起，像是烤箱、收音機和悍馬軍用車雜交出來的怪物，它的臉上還掛著一絲獰笑，將火焰噴向了保經折磨的黑暗之中。這個「收音機」，實際上就是思想的坦克。

本次展覽的「邊緣作品」之多（展覽方稱有畢加索的140件作品），很容易讓人忘記其展出地點——巴黎軍事博物館的專攻：即保存軍用甲胄武器，其歷史可以一直從中世紀追溯到二戰。 「這次展覽展出的是藝術，但也是歷史。」利穆讚說，這次展覽的目的，不僅局限於畢加索的藝術人生和作品，更是他那個年代地緣政治的一個里程碑：今年是西班牙內戰結束80週年。

巴黎軍事博物館正在展出《畢加索與戰爭》，該展將於2019年7月28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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