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否導致我們無法堅持原則

你會因為道德原因辭職嗎？去年夏天，十幾名谷歌員工就因為道德原因炒了老闆的魷魚。

數份報告顯示，他們之所以選擇離開這家聲望卓著的高科技公司，是因為谷歌參與了一個名為Maven的項目，涉及向美國軍用無人機提供數據處理技術。此外，關於高層領導如何處理工作中道德倫理的問題也存在更大的分歧。

許多人都面臨著一個更普遍的道德難題——你會因為與公司立場不同而拒絶一份有吸引力的薪水嗎？比如說對環境、動物試驗等問題的看法，或者只是對待客戶的方式。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根據數據你很可能是千禧一代。許多研究表明，這一代人比前幾代人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讓世界變得更好。據說，許多人辭職是為了尋求更高的道德或文化認同感，即使這樣做會減少收入也在所不辭。

但這是真的嗎？實際生活中，誰有資本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離職的成本

千禧一代總是被叫做「跳槽一代」。研究表明，我們千禧一代不喜歡一成不變的工作，也不願按部就班地往上爬。一些傳統行業難以留住最年輕的一批員工。2017年，英國學生僱主協會（Institute of Student Employers）的一項研究顯示，46%的英國畢業生工作僅五年後就跳槽。

人們經常認為，許多人離職後會去追逐夢想，或者背包環遊世界。但是，放棄職業生涯去旅行或創業是一個相當激進且代價高昂的決定，只有少數人能真正負擔得起。

研究顯示，「就業缺口」（指就業者數月或數年處於非就業狀態）不僅會拉低平均工資，有的人每年會損失幾千美元，還有可能降低未來的工作質量和滿意度。

哥倫比亞前投資銀行家、顧問比菲爾德（Christian Byfield）放棄了銀行和保險業數份收入豐厚但「沒什麼成就感的工作」，開始周遊世界。他在波哥大的TEDx演講時表示：「我開始聽從自己內心的呼聲後經歷了很多事。」過了幾年收入無保障的生活後，他終於成了旅遊圈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擁有大批粉絲。

但是大多數人在做工作決定時仍然要考慮錢包，比菲爾德只是個特例。儘管嘴上說要有所作為，但證據表明，工資仍然是我們千禧族選擇工作的主要驅動力。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德勤（Deloitte）最近針對千禧一代進行的調查表明，63%的千禧一代認為工資是衡量一份工作最重要的因素。

Triplebyte是一家為科技公司招聘技術人才的初創公司。該公司的研究發現，面臨兩份工作的選擇時，有70%的千禧一代會跟我們的父輩一樣選擇薪酬較高的那份。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改變致收入下降並沒有多大意義。《千禧一代與管理》一書的作者卡拉赫（Lee Caraher）說：「認為千禧一代不喜歡安穩，這不是真的。」事實上，我們比父母更需要穩定的收入。在許多國家，千禧一代所承擔的學生貸款不斷增加。十年前的經濟危機至今餘波未了，使得我們改善自身經濟狀況的步伐拖慢，並影響我們做出重大財務的決定。

最近有研究開始質疑千禧一代放棄穩定工作的可能性是否真的比父輩們高。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與X世代（1966-1988年出生的一代）當年的同年齡者相比，我們千禧一代不跳槽的可能性還要高一些。研究也表明，職業高流動率根本不是只發生在千禧一代身上的新鮮事。

瑪麗亞·雷耶斯（Maria Reyes）（化名），今年26歲，是哥倫比亞一家零售連鎖店的產品種類經理。她剛開始實習的時候，覺得公司文化與她的期望和信念格格不入。她表示：「公司根本不關心員工。」但她還是堅持了下來，還簽了一份為期兩年的獨家合同，以換取昂貴的海外培訓課程。這意味著她一旦離開公司，就必須償還這筆費用。

最後，她終於升到了現在的職位，但內心更糾結了。她的工作是與供應商聯繫，「不惜一切代價賺錢，完全不考慮對方」。她不喜歡為了每一分錢而拼命工作，特別不願意犧牲那些嚴重依賴她決定的小公司。她表示：「我覺得做生意雙方應該共贏，而不是僅其中一方得利。」

但問題是，相比其他像她這樣年輕的人，雷耶斯已經算爬得很高的了。她覺得自己在別的地方找不到差不多的工作，說不定連面試機會都沒有。雷耶斯還說她所在的行業職位空缺並不多，所以換工作並不明智。

當千禧一代長大、有了孩子，還要開始還學生貸款，處境將更艱難。卡多納（Marcela Cardona）（化名）最初從事製藥業，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幫助別人，但很快她就因親眼目睹許多道德難題和令人不安的事而感到不堪重負。她說：「這只是一門生意，目標就是賺錢，而不是幫助別人。」卡多納馬上就要開始攻讀生物倫理學碩士學位，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對人類的影響，並考慮選擇一個新的職業。

但當她懷孕後，一切都變了。因為要撫養女兒，她再也不能隨意改弦更張。卡多納換了份工作，希望情況能有所改善，但無論在哪裏工作，所遇到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她仍然對現在的工作很不滿意，「但人總得看清現實」，她說。

人人平等並不存在

但就業市場並非人人平等，某些行業的彈性較高。市場對有些技能的需求高一些，有這類技能者的工作選擇也就會較多。舉個例子，Triplebyte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巴特拉姆（Ammon Bartram）表示，在硅谷，技術工程師供不應求，因此他們對工作場所的選擇也很高。

他說，從事公關或法律服務等非技術領域工作的人選擇沒有程序員那麼多。如果你是有本領的工程師，那麼暫時不工作的休假成本會較低。「工程師們如果技術高超，雖然會在『職業發展』中付出一些代價，但通常會回到應有的水平。」

然而，在一些工資較低、崗位較少的行業，比如社會科學或交通運輸，做決定要困難得多。一般來說，職場上安全感高的人，比如有儲蓄、有物業，或有專業資歷，他們就比較容易作出犧牲工薪的決定。

想要有所作為？

對於許多千禧一代來說，將工作與價值觀結合起來是一種更可行的辦法。學術研究和行業研究都表明，這一代人希望他們效力的老闆和公司能有道德感，崇尚多樣性，並參與社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卡拉赫說，老一輩的人「老闆叫幹啥就幹啥，並不會追問為什麼」。然而，年輕員工覺得必須了解僱主的價值觀和自己在機構中的角色。「他們希望在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要知道自己能幫助到工作團隊。」

心理學家一直有這樣的發現，員工與僱主的價值觀相符程度決定了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公司的盈利能力。

一些公司，尤其是大公司，致力於傳播公司的價值觀。巴特拉姆說，強大的品牌效應更容易吸引適合公司的人。而規模較小的公司「必須採取行動才能脫穎而出，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強調其工作對社會的積極影響」。

好消息是，這種員工壓力可以催生實實在在的改變。為了滿足這些需求，許多大企業積極開展慈善事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以及設定更明確的道德立場。卡拉赫說，提供"道德指南針"在吸引年輕人才方面越來越重要。

如果要舉例子的話，谷歌事件的結果讓人看到了一線希望。該公司表示，鑒於員工反對，不再續簽Maven，部分放棄了一份利潤豐厚的國防部合同，因為它與「人工智能原則」相悖。這確實是一種犧牲，但完全在這家科技巨頭的可承受範圍內。谷歌的一些員工似乎「有資本」把價值觀放在第一位，因為他們並不為生活所迫，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好工作。

但不幸的是，對於大多數覺得自己的工作與價值觀衝突的人來說，想要"有所作為"和"追尋興趣"要考慮金錢問題。因此做此類決定時最好結合自身財務狀況，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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