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一部震撼紀錄片引發的明星文化反思

「大家都在談論我的一舉一動，為什麼不放過我？（Everybody's talking all this stuff about me. Why don't they just let me live?）」

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在她的2004年版單曲《我的特權》（My Preorgative）中唱過這樣一句歌詞。

超過15年之後，一部新紀錄片《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在美國推出並上線的一個星期裏，這句歌詞裏的一字一句再度迴響。

這部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製作的電影將焦點轉向2007年布蘭妮於公眾面前情緒崩潰之前在媒體那裏受到的對待，以及有關她的成年監護令爭議——這項法律安排使得她對自己生活和演藝生涯的很多方面都沒有控制權。

該紀錄片引發了人們新一輪的批評，關於她在21世紀初的明星文化泡沫裏所受到的對待，並由此激起媒體界的一些靈魂拷問。

「對於布蘭妮·斯皮爾斯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都難辭其咎，」上周二（2月9日），英國《魅力》（Glamour）雜誌在Instagram上向布蘭妮致歉的一條帖文這次寫道。

博客作者佩雷斯·希爾頓（Perez Hilton）也作了類似的表示，他說對自己過去的做法「很抱歉」。

在自己上周的播客（podcast）上，希爾頓說：「我過去的言辭和舉動是錯的。我很惡劣、刻薄、殘忍、不管不顧、爛透了。我已經不僅公開地對布蘭妮道歉，而且私下裏也道過歉。」

在這樣的集體反思當中，布蘭妮當年在娛樂媒體機器手中所受到的對待如今看來令人覺得老土過時——但是這種作為明星的歷程真的有改變過嗎？

「一場實驗」

明星在人氣處在高峰時受到侵擾並失去隱私，本算不上什麼不尋常的事。

然而，在布蘭妮身上，一個從少女時代起就帶著人為塑造的、被賦予性意味的「鄰家女孩」式天真形象走天下的年輕女性，聚光燈的照耀顯得格外猛烈。

「我們能看到布蘭妮就是一長串女性藝人當中的又一個——從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到惠特妮·休斯頓（Whitney Houston）再到艾美·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她們受到評判，不是基於她們創作的作品，而更多是她們在媒體當中被呈現的方式，」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文化歷史學者露茜·羅賓遜（Lucy Robinson）說。

再清晰不過的例子，是2003年布蘭妮接受美國記者戴安·索耶（Diane Sawyer）的電視訪問時發生的事。

「她就像一個實驗室的試驗，被用來測試平步青雲的名氣能有多大的絶緣力，」這名電視記者當時這樣向觀眾說道，「記住一點，沒有高中和大學生活可以來嘗試約會，沒有在寂寂無名之下試錯或做出尷尬選擇的餘地。」

儘管表面上有著這樣的認識，但是索耶的提問語調卻是一直持續且帶著責問地聚焦在布蘭妮的情感關係和性生活上，令這個當時21歲的女孩落淚。在訪問的某個時刻，索耶甚至表示，這名歌手「令這個國家很多做母親的人失望」。

雙重標凖？

那一次訪問甚至從另一個方向施壓——對布蘭妮的私生活進行猜測。

作為一個精緻的少女模範，她曾誓言自己會在婚前守著童貞，但是後來卻登上頭條，承認自己已經和明星男友賈斯汀·蒂姆伯萊克（Justin Timberlake）破了戒。

到兩人分手時，蒂姆伯萊克通過在自己的歌《為我淚流成河》（Cry Me a River）的音樂視頻當中安排了一個外表象布蘭妮的偷情者，激起了有關布蘭妮不忠貞的流言。

索耶在訪問中尖銳地質疑布蘭妮的品格，令她情緒激動。

「對布蘭妮處女之身的執念，絶對是凸顯了男女之間在性方面的雙重標凖，但是更嚴重的是，它凸顯了性剝削以及對年輕女孩的物化，如何制度化地存在於媒體和流行文化的核心，」羅賓遜說。

「在那樣的語境下，沒有空間讓年輕女性去掌控或者有動因去探索她們自己在性方面的事情。相反，她們卻要為成年男性將她們性慾化負擔責任，在行業內如此，在觀眾中間也是如此。」

在開始自己單飛藝人生涯的同時，蒂姆伯萊克在電台訪問中肆意地談論自己得了她的處子之身。與布蘭妮分手後，他在2003年全英音樂獎（Brit Awards）頒獎禮的舞台上眾目睽睽之下似乎摸了凱莉·米洛（Kylie Minogue）的臀部，令他有了「Justin Trousersnake（褲內蛇賈斯汀）」的外號，之後他又在2004年超級碗（Super Bowl）中場秀當中製造了珍妮·傑克遜（Janet Jackson）那次聲名狼藉的「走光」事件。

「缺乏同理心」

另一方面，隨著布蘭妮與舞蹈演員、她兩個孩子的父親凱文·費德萊恩（Kevin Federline）之間的婚姻破碎，圍繞布蘭妮私生活的各種孜孜不倦的猜測再度繼續。

之後就是2007年那次非常公開的精神崩潰，布蘭妮在赤裸裸的鏡頭面前剃光自己的頭髮，行為失常並最終由救護車送到醫院，然後被認為是對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險，從而需要戒護治療。

她的父親傑米·斯皮爾斯（Jamie Spears）從2008年起就一直是她的法定管理人，或者叫成年監護人，這是由於對布蘭妮的精神健康有所擔憂。

媒體對這個崩潰歷程的緊密報道，《衛報》（The Guardian）的電視版副主編漢娜·戴維斯（Hannah Davies）說，彰顯了「對於布蘭妮是嚴重缺乏同理心」。

「一種明白的去人性化發生了。一種感覺就是布蘭妮的行為被看作是存在於一個平等宇宙，脫離了所有那些處在聚光燈下所承受的焦慮和壓力。」

「那些對她的審判還那麼受到社會的接受——想想所有那些嘲笑她崩潰的周邊小商品，那些說布蘭妮活過了2008年的賀卡和馬克杯。回頭去看，我覺得那些東西感覺是那麼低俗。」

播客《Standard Issue》的作者兼聯合主持人珍·奧福德（Jen Offord）認為，社會傳統上一直「將不信任女性或者不認真看待她們的健康當成社交共識」。

「我和布蘭妮大致同齡，所以我想直到剃光頭事件的那段時間以前，我都沒想過原來是媒體對她特別地狠，」她說。

「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領悟，她到底病得有多嚴重，可是圍繞這一切的公共傳播卻是那麼持續不懈地不友好。」

之後的觀念轉變來自於人們對精神健康以及媒體在當中的角色有越來越多的了解——特別是在去年《戀愛島》（Love Island）主持人卡羅琳·弗拉克（Caroline Flack）死亡之後。

「在她自殺之後，公眾忽然極度關心媒體的友善程度，但是我們作為公眾，消費的正正是那些對她圍追堵截的文章——沒有我們對主人公有時非常明顯的精神狀態下滑，這些文章就不會被寫出來。」

「仁慈不應該只是事後反思才有。」

一個新時代到來了嗎？

於是，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對待名人的方式有所軟化了？

評論人士麥克·賴特（Mic Wright）說，去年對於少女組合「混合甜心」（Little Mix）成員潔希·尼爾森（Jesy Nelson）離隊時那些指出需要保護她精神健康的正面回應，顯示媒體明白了這一切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赤裸裸地殘酷」。

「小報知道自己要在嘴上敷衍一下對精神健康和隱私權的關注，但是它們仍然對於某些明星特別癡迷，要將他們放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他說。

但是儘管有越來越強的意識，但是漢娜·戴維斯仍然不肯定明星的生態系統是否一定變得更友善了——還是說，僅僅是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演變出了一個「新的行業結構」。

「我認為，我們現在對精神健康有更好得多的認識，但是即便如此，看著布蘭妮承受狗仔隊的高談闊論，以及那樣的新聞標題，並不是2000年代末獨有的現象。」

「我們仍然能看見一些明星被媒體利用和不當對待，而電視真人秀和社交媒體的冒起只不過是令這種監控審視更加持續不斷，並且更加源源不斷地輸送出這樣的人物，讓小報能夠捧殺。」

「BBC系列節目《明星：一個21世紀的故事》（Celebrity: A 21st Century Story）展現了這種關係如何通過社交媒體，包括Instagram和YouTube，來生長和變化。」

但是，雖然這些平台的力量可能是有破壞性的，就像尼爾森在離隊前經常談論的那樣，它們也可以令明星更加有權力。

「掌握控制權」

假如這一切是在2000年代初，會不會對布蘭妮有所幫助？

它其實已經間接幫到了她。圍繞她的成年監護權所進行的法律鬥爭，已經在一場叫做「#FreeBritney（讓布蘭妮自由）」的網絡倡議背景下一步步展開，帶頭的粉絲們相信，布蘭妮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受到了控制。

「社交媒體允許明星掌控自己的真相和迅速闢謠，」《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觀眾部門主管貝絲·阿什頓（Beth Ashton）說，「當一個人立即出來反駁某個說法，並且分享給他們數以百萬計的關注者，就不可能再被忽略了。」

「故事發生了改變，標題也發生了改變。」

然後，在紀錄片出來後，現年39歲的布蘭妮選擇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公眾不可能知道「那個生活在透鏡背後的真實的人」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換在2000年代初，推特（Twitter）和Instagram會比傳媒產業更善待布蘭妮嗎？」阿什頓說。

「我不確定，但是至少，就像她在她的成年監護權官司期間和紀錄片上線之後發佈的那些帖文那樣，會給她一個發聲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