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这座城市租到房可能要等20年

斯德哥尔摩之所以有那么多租户选择北欧风格的简约装饰，背后隐藏一个辛酸的原因。在这个深受住房短缺困扰的瑞典首都，不停地携带笨重的行李在公寓之间搬来搬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斯德哥尔摩或许是全世界外来人口最梦寐以求的工作地点之一，可一旦你在这里找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发现寻找住处也会给你带来一系列全新的烦恼。

在这座城市排队等待入住公租房的人数之多甚至可能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平均而言，需要等待9年才能获准入住公租房——而如果想入住最热点的社区，时间甚至会长达20年。

与人合租同样十分困难，因为瑞典的一居室比例之高几乎在整个欧洲都首屈一指。

“我虽然热爱这座城市，但这个令人失望的住房市场却给我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27岁的工程师米瓦·沙勒(Maeva Schaller)说，她2010年从法国格勒诺布尔搬到斯德哥尔摩。

得益于创记录的移民潮、健康繁荣的创业氛围以及在整个欧洲大陆位居前列的出生率，斯德哥尔摩在欧洲各国首都中实现了最快的增长速度。在这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整个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人口在短短7年内增长了近25万。

然而，由于制定了严格的建筑条例，加之数十年来的投资始终匮乏，多届政府都未能给长期居民建设足够的住房，更不用说刚刚到来的新移民了。

流媒体音乐公司Spotify就诞生在这个对科技十分友好的城市，其总部至今仍设在斯德哥尔摩。但该公司最近在发给政策制定者的公开信中警告称，倘若当地政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就会向其他地方扩张业务。创业公司的员工随后还在瑞典国民议会外组织抗议示威，呼吁政治家们关注住房紧张问题对斯德哥尔摩的全球人才吸引力造成的影响。

过去6年，沙勒总共在7个不同的社区住过9套房子，多数都是拿到长期租赁协议的瑞典人转租给她的。

与很多外国人一样，她也不愿在斯德哥尔摩买房。一方面是因为该市房价仅仅在过去一年就上涨了14%，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希望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灵活性，不要因为买房而被禁锢。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外来人口也很难奢望居住在自己雇主购买的房屋里。为了阻止个人或企业大量聚集在相同的街区，斯德哥尔摩制定了严格的住房协会制度，导致企业难以购买员工住房。只有少数企业选择通过自行购买土地来规避这项政策。

“有很多人来到这座城市生活，他们就职于大公司。”沙勒说，“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如此没有安全感？”

从理论上讲，瑞典的租房市场希望通过设置价格上限的方式，确保所有没有买房的人都可以租到租金亲民的房子，这些房子都由当地议会或国家认可的私有公司提供。一旦得到这种所谓的“一手”租房合约，你通常就可以终生居住在里面。

但在斯德哥尔摩，虽然各种背景的新移民都可以排队租赁这种住房，但他们却发现，大约有50万本地人排在他们前面。这一数字在2007年至2014年间增长了一倍。

“我知道我是一名幸运儿。”乔斯·拉各斯(Jose Lagos)说，他是一名代课教师，也是土生土长的斯德哥尔摩人。2003年以来，他便一直租住在该市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

“这里很好，靠近老城，靠近绿地，还有很多酒吧。但公寓确实有点小，只有一间房和一个小厨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套带阳台的大房子。”34岁的拉各斯说。

拿不到“一手”租约的租房者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从拥有长期租约的人那里转租房子，要么从私人房东那里租房。但这样的租房合约时间通常仅为一年甚至更短，因为选择出租房屋的个人往往会受限于住房协会制定的固定租房期限，而且必须具备出国旅行或与伴侣同住等正当理由。

“在其他城市，很多公寓的房主从来都不住在里面。与之不同的是，在斯德哥尔摩，你只能在房主外出时才能租住进去。”沙勒说。

瑞典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斯德哥尔摩一套“一手”公寓的租金约为每月6,518瑞典克朗(783美元)，平均面积为66平方米。

尽管这项政策的初衷是避免租户支付远高于市场价的房租，但实际上，在黑市上转手的“二手”租约价格仍会翻番。2013年修订的法律也推动了租金上涨，修订后的法律允许私人房主根据自己的按揭成本收取租金，而不必参照附近相似房屋的租赁价格。

沙勒租住一套开放式公寓的月租通常为8,500瑞典克朗(1,032美元)，而合租公寓的单间月租通常为6,000瑞典克朗(728美元)。但据他所知，“很多人实际支付的费用都远高于这个数字。”

与此同时，各行各业的雇主也都深受困扰。根据瑞典企业联合会(Svenskt Näringsliv)的数据，61%的瑞典企业在过去一年遭遇过招聘问题，其中有31%的案例与住房短缺有关。

尽管H&M、爱立信和Spotify等大牌跨国公司，以及在线支付服务Klarna等规模较大的创业公司，通常可以借助搬迁代理机构来帮助新员工获得短期租约，但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

“多样化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我们正在努力从不同的国家招募员工来支持公司发展。”斯德哥尔摩IT公司One Agency招聘和营销主管爱丽丝·利里霍克(Elise Lilliehöök)说。

“但想要在瑞典保持创新和创业精神，就必须拥有一套能够支撑这些精神的住房系统。让人们更容易获得‘一手’租约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关键取决于市政府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还有人认为，放松监管或许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将斯德哥尔摩最高端区域的“一手”房租与其他大城市的核心区域拉平，便有助于降低该市其他地方的房租。

“我在斯德哥尔摩有很多朋友虽然居住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但每月支付的房租只有900美元，仅为伦敦或加州房租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美国创业者泰勒·克劳利(Tyler Crowley)说，他是最近举行的创业公司员工抗议活动的组织者。

“然而，要在瑞典的制度中推行这种美式资本主义思维却并非易事。”他补充道，原因是北欧国家长期以来都秉承着社会民主主义和风险共担的理念。

商业领袖们之所以感到无所适从，部分原因在于瑞典并没有就如何解决该国的房屋紧张问题形成一套全国性的共识。但在地方层面，由于担心这场危机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斯德哥尔摩正在大举投资建设新的住房，并为新移民提供行政支持。

“我们希望改善住房状况，以便维持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约瑟夫·麦克瑞(Joseph Michael)说，他供职的斯德哥尔摩商业区(Stockholm Business Region)隶属于该市议会，专门利用财政资金开发商业项目。

他坚持认为这场危机只是暂时的，因为斯德哥尔摩市议会支持的项目将在2020年建成4万套新的永久住房，2030年的总数将达到14万套，另外还有许多创造性的公共和私营项目，从可移动的模块化房屋，到瑞典首个为全球创业者打造的大规模共同居住空间。

随着利益相关者的政治角逐不断推进，商业界的其他人认为，无论住房市场存在哪些问题，斯德哥尔摩都不应忽视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毕竟，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吸引世界各地人才趋之若鹜的城市。

“斯德哥尔摩的一切都与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有关。公园、水、户外环境，这些都应该纳入考虑范围。”40岁的内容设计师珍妮·鲁菲诺(Jane Ruffino)说，她3年前从都柏林搬到了瑞典。

“对个人而言，我期待看到这座城市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帮助所有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仅仅因为创业公司很酷就为其提供特殊待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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